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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世纪初到世纪末,关于水墨画问题的学术争论和理论探讨,以及与之并行的水墨画创作不断革故创新,是20世纪中国最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之一。 五四运动至今,中国画经历了反传统和由西方艺术观念引起的突破和新的表达方式的各种尝试,水墨艺术家在现当代艺术的语境中做了大量的实践探索,并寻找各自的切入点延缓和拓展中国画的生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看到理论家、批评家对“笔墨”、“媒材”以及在现当代艺术文化语境中,国画的语言及命运的论争持续不断。80年代作为当代艺术的开端,李小山发出“中国画穷途末路”的言论,激起了一批沉醉在传统墨缸中的艺术家思考。中国画真的已经穷途末路了吗?到底该如何创作才能从古人一套套形式框架中突破出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80年代中期以后艺术家实践的重要依据。这些实践的艺术家主将们无一例外的是以消解、破坏传统,重建新的水墨审美空间为己任的。与此同时,理论界各种阐释与纷争也络绎不绝,出现“新文人画”、“现代水墨”、“实验水墨”、“观念水墨”等等各种流派。综观这些话题,在发展取向上,现代水墨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借古开今”和“借洋兴中”的两大总体特征。关于水墨的形式、媒材、观念和意义的争论在90年代达到了沸点。尤其是吴冠中的“笔墨等于零”的文章,引发艺术家和理论家的大论战,我们听到各类价值命题建构和批判之声,看到各种语言和形态实验的动人情景。因此,本篇论文通过分析和回顾上个世纪水墨的发展演变,在梳理理论和创作基础上,如何对水墨艺术材料的“物”做出解读以及通过对审美空间的重建问题的追问,希望能够看到水墨画创作可以有多种可能性,并向着良性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