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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影子银行”成为各国反思金融监管与金融体系发展的关注重点,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制度缺失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诱因。就我国而言,影子银行的发展与传统金融体系关系密切。长期以来,我国实施利率管制政策,缺乏市场化的利率形成机制,基准利率的确定多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与防范热钱过快流入为目的,并非以金融市场资本定价为出发点。在存贷比、资本充足率以及信贷额度等多重监管指标约束下,商业银行对风险控制极为看重,导致以房地产业为代表的行业融资缺口以及多数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同时,利率管制也使得金融市场投资渠道少,投资行为趋同,传统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标准化业务已经无法满足市场投资需求,造成金融市场的“脱媒”现象,促使大量资金开始流向银行理财产品、信托资金、民间借贷等领域,形成我国的影子银行。 从西方各国的实践经验来看,金融创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一般而言,金融创新会改变货币需求函数和货币流通速度,增大货币的定义内涵和计量难度,对货币政策框架以及政策传导机制都会产生显著影响。作为一种典型的金融创新模式,影子银行发展对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要影响,增大我国货币政策转型的必要性。 为此,本文从梳理影子银行发展背景出发,基于传统货币乘数理论与货币需求函数理论,从实证角度就影子银行发展对我国传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作用进行检验,证实影子银行规模扩大确实会显著提高货币供应量对数量型、价格型政策工具的弹性数值,使中介目标偏离既定水平,缺乏可控性与相关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普尔理论出发,结合近年来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陆续推出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考察影子银行发展背景下价格型中介目标——基准利率——对货币政策调控的适用性,探讨向以基准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转型的可行性。然后,本文在借鉴美国、欧元区以及英国宏观审慎管理经验基础上,在货币政策框架中引入宏观审慎管理工具,对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规范影子银行发展等方面的职能形成有益补充。最后,本文结合上述论证对影子银行发展背景下我国货币政策顺利转型给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