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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和传媒变革的推进,中国大众传媒在获得迅速发展的同时又面临着角色冲突与功能失调等问题。从研究现状来看,许多学科都具有介入大众传媒角色一功能方面研究的企望与努力,但文化学、社会学、新闻学或政治传播学在研究中存在媒介本位或视角单一等缺陷。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兴起带来了理念、实践和研究视角上的新变化。在对比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发现,中国大众传媒在现有体制与政策限度内,其治理功能已初露端倪。即在保持传统的统治功能的基础上,大众传媒在转型社会公共问题的治理中逐渐成为政府、社会、公众的公共平台,发挥着“治理工具”的作用,从而与党报党刊的传统角色-功能--“统治工具”区分开来。
基于大众传媒在宣传教化、信息沟通、政治社会化以及社会控制等方面的独特魅力和效能,大众传媒历来为中西方统治者或利益集团所重视。与西方发达国家传媒相对独立且偏重于社会的传统不同,由于中国近代报刊是在民族危机时从西方移植而来,因此中国的传媒在体制上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中共历史上,党报党刊一直被视作“喉舌”,是政党开展进行革命斗争与经济建设的武器。政治动员与压力型体制是党报党刊的运行逻辑和制度逻辑,并具有命令控制、自上而下和价值取向上宣传优先于新闻等特征。
政府主导下的社会转型与传媒变革是中国大众传媒治理功能获得的社会背景与政策空间。公共治理理论则为大众传媒治理功能的发挥提供了理论支持。在社会公共问题的民主治理过程中,大众传媒治理功能的逻辑机理可以简要地描述为:大众传媒影响舆论,从而形成民主治理的前提；而大众传媒能够影响公众时,在事实上就为民主治理开辟了一条新的政治参与通道；而当大众传媒能够影响公众时,它就能够提供民主治理所需要的公共舆论。政府、社会、公众在大众传媒的公共平台中通过多次博弈能够形成合作治理意向,并进而影响公共政策过程。
合作伙伴关系是治理视野中政府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新愿景。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改革单位制的体制性障碍,实现大众传媒由事业单位向公共事业的拓展；确立大众传媒的独立法人地位,使大众传媒摆脱政治依附而走向相对独立,从而发挥其作为政府.社会之间的公共话语平台的作用:重构政府的公共权力,克服政府独家垄断管理权力的现状,将部分权力回归给大众传媒和社会；推行多中心治理模式,注意发展和培育第三部门组织力量,使其成为大众传媒功能性治理网络中的重要一极；构建政府、大众传媒与社会组织之间的参与协商机制,使政府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制度化和法制化,从而保证大众传媒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