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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唐“古文运动”的一位不甚引人注意的人物,实际上,刘禹锡除了卓有成绩的古文创作之外,他在文学思想方面也有着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虽说并不系统、全面,只是零散地见于他的文集中,但是有一定的思辨水平和思维深度。本论文试图对其文章理论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理清其脉络与内涵,发掘其独特之处。本论文的正文由四个部分组成,正文前有前言一篇。前言简要介绍刘禹锡的生平、刘禹锡集的版本流传情况,以及上个世纪以来学界刘禹锡研究概况,特别是刘禹锡文章观方面研究成果的回顾,并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准备解决的问题。第一部分首先通过梳理唐前及唐代的文章观,我们会发现,唐代文章观念的发展变化大致经历了这样—个过程:唐朝初年,文士们把一切文体都称为文章,南朝时期形成的文、笔之分所带来的观念上的变化在此中断,中唐时期又有诗与文分开的趋势,诗注重艺术特性,文则回到经、子、史不分的阶段。而在这个时期,刘禹锡还是坚称文章是包括一切文体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是一个历时绵长的、缓慢的发展过程,是辩证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回归、重复。第二部分主要阐述刘禹锡的诗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然含蓄的风格。因此,在这部分中首先谈到刘禹锡的境生象外说。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的命题,他明确指出了意境与象外的关系,这个探索是值得称赞的。这一理论的重大贡献就在于,将诗歌创作中的意、象统一作为创作的最高境界。不可否认,它直接启发了司空图的“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以及“象外之象”、“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后来发展到宋代严羽的“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到清王士祯的“神韵说”,直至近人王国维的“境界说”。其次,刘禹锡的虚静理论与诗歌创作都恰恰反映了中唐诗人的创作思维特点,并对宋诗有明显影响。因此,刘禹锡的诗歌理论与作品在唐宋诗演变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在“境生象外”和虚静说理论的指导下,刘禹锡的作品表现出独具特色的自然隽永的风格。第三部分着重分析刘禹锡文章写作的功利思想。刘禹锡与韩愈、柳宗元的文章观差异很大,从他的“文章与时高下”和“文之细大,视道之行止”的观点,我们可以明显看出,韩愈、柳宗元偏重于文章的艺术特性,刘禹锡则更偏重文章的实用性。我们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刘禹锡写作的思想基础实质上是文章的功利观。以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从事写作是中唐文学的主要思潮,刘禹锡在这样的一个文化大环境成长,受其影响很深,他的文章观和大部分作品都代表了这个时期的精神。第四部分从刘禹锡的中道观入手,对其文章观进行探索性的阐释。刘禹锡的文章观是其中道观的具体体现,他的中道思想在创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祭韩吏部文》中说:“子长在笔,予长在论。”其所谓的长于“论”文,很大程度上就是借助了“中道”的思维方法;在对古今文问题的看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刘禹锡中道观的影子;刘禹锡在《董氏武陵集纪》中提出过著名的“境生于象外”的诗学命题,如果仔细考察其论述过程,我们同样可以从中发现崇尚“中道”的思维方法;在刘禹锡的观念中,“及物养民”的思想具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并成为其文章观的重要构成之一;刘禹锡不仅自己的创作体现着“用中于民”的“及物”思想,在评论他人的文章时,也往往表现出中道的观念。以上就是本文的大体框架,正文部分将就此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