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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读经运动、文言与白话之争在中国社会再度兴起。中小学语文教育中的读经和文白之争,成为1934年6月大众语提出的直接导火索。“大众语”是一种大众“写的出,听的懂,看的明白,写的顺手”的语言文字,其旨在修正“五四”以来白话文“文言化”、“欧化”过多的问题。大众语的提出,也是30年代文艺大众化思潮讨论的进一步深入,是当时知识分子关注“大众”的一种体现。提倡大众语的目的,在于通过建设一种新的、简单易行的语言文字,以便“大众”掌握,进而提升大众的素质。在这场讨论中,具有“左翼”倾向的上海知识分子起了主导作用。 围绕什么是“大众”,什么是“大众语”,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大众语建设的标准,大众语与普通话、方言土语的关系,及其与国语运动、世界语运动的区别等问题,教育界,文艺界知识分子纷纷阐述自己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大众语一时间成为舆论的焦点,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众语运动”。在大众语与白话文的关系上,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比较激进,认为大众语应该彻底抛弃白话文,另一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在白话文的基础上进行扬弃。在大众语建设标准上,一种观点认为应融合各种方言创造大众语,另一种观点主张选取一种方言作为基础进行推广。 当时南北方知识分子对大众语有着不同的态度。在上海,以“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强调从政治和意识角度来看待语言文字的变革,强调语言的阶级性。而在北平的知识分子因提倡国语运动已久,认为大众语与国语、白话文在本质上没有区别,希望通过扎实工作拿出真正的大众语,并不赞成以“大众语”的新名词吸引公众的眼球。在大众语建设论争的后期,讨论焦点逐步转移到汉字的废除问题,拉丁化的主张再次被提起。由于缺乏有效的理论指导,大众语建设最终昙花一现,没有产生真正的“大众语”,持续半年后便平息下去。 在这场论争中知识分子们提出的各种主张,折射出了当时社会上各种思潮,以及知识分子对“大众”这一群体的重视。论争中关于怎样建设全国统一性语言的主张,为新中国成立后普通话、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和推广提供了有益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