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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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消费社会兴起。消费社会的兴起削弱了传统的公民身份的基础。消费社会的全景式控制要求和社会对消费者角色扮演的要求对公民身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公民身份在消费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增长逻辑产生了绝对过剩人口。这些绝对过剩人口无法成为合格的消费者，因此是消费社会的无用的人口。国家和社会无需对其承担责任。在消费社会，国家的权力被全球性的流动性所削弱，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性的人际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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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降，消费社会兴起。消费社会的兴起削弱了传统的公民身份的基础。消费社会的全景式控制要求和社会对消费者角色扮演的要求对公民身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公民身份在消费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消费社会的增长逻辑产生了绝对过剩人口。这些绝对过剩人口无法成为合格的消费者，因此是消费社会的无用的人口。国家和社会无需对其承担责任。在消费社会，国家的权力被全球性的流动性所削弱，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性的人际关系被消费关系(人的关系被物的关系)所替代;原本作为公民身份之追求价值的平等被消费社会的消费区分、符号区分、等级区分的正当性所替代。国家边界的松动和国家权力的衰弱导致由公民身份所带来的社会权利的降低。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导致公民权利的平等内涵不再。公民不再追求“平等”价值的政治理想。由此，公民不再进行政治参与、政治合作与政治抗争，成为政治的旁观者，而不是行动者。消费社会将“消费”作为体现公民价值的标准，将“消费”(浪费)作为公民美德来推崇，导致整个社会成为巨大的垃圾场。消费品被迅速的消费，然后被迅速的抛弃，物品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完全实现就被抛弃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产生了巨大的分离。消费社会对全球的生态文明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消费社会的将公民所追求的“幸福生活”数量化了，认为消费越多的消费品生活就越幸福，导致公民的价值观走向享乐主义。消费社会的价值观不断的塑造着社会榜样人群，不再接纳社会生活中的失权者、失能者和失败者。
公民身份不仅仅只是个人的身份，公民身份的存在维系着整个国家和社会这一组织体的良性运作，既需要有好的社会也必须有好的公民。在公民身份受到消费社会如此多挑战的情形下，如何培育好的公民？这不能仅仅从道德方面入手，公民身份的存在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因此，对消费社会中公民身份问题的回答是构建以公民美德为核心的法律制度:将公民美德中的参与伦理作为一项义务化的权利，能够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合作，让公民在政治生活中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还是一个行动者，应对消费社会政治主体缺失的问题;建立健全国家和社会的福利制度，让国家作为阶层之间的调节器，建立富人对弱者责任的正义制度;尽量从法律制度中建立人与人之间机会、权利和资源的平等，不将让渡权利作为获得救济的基础，保障个人尊严;利用法律制度提高消费成本限制“浪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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