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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探索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任鸿隽由一个激进的民主革命者转变为一个坚定的“科学救国论”者。在他看来,“科学是立国的根本”,国力之盛衰、政治之兴废及人心之振靡,无不与科学的进步息息相关。他的“科学救国”涵盖着建国和兴国之意,因而也就成为其终身不愿放弃的事业。在取得民族革命胜利后,他仍建言政府“要把科学当作国策”。这种以发展科学来挽救国运的思想,虽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切实际的,甚而是被冷落和批判的,但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史和思想启蒙的角度来看,仍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在“科学救国”理想的驱动下,任鸿隽一生都在思索和探讨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怎样在中国发展科学?在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中,接受过现代科学训练和熏陶的他深知,在科学基础甚为薄弱的中国,如果疏于脚踏实地的科学研究,一切宏愿都将流于空想。为了把国内有限的科学研究资源组织起来,使其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保障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进行,他立足本土,参鉴西方,创立学会和研究所;兼顾科学自身发展规律和中国具体国情,倡导注重纯粹科学研究和优先发展地方性科学,对科学研究机制的体系化进行了积极而有益的探索。任鸿隽的应用与纯粹科学并重、地方性与世界性科学兼顾思想,在今天看来,依然闪耀着智慧和理性的光芒,具有振聋发聩的号召力量,颇值得今人深思和借鉴。他对科学研究机制等问题的独到思考,也体现了其科学精神与爱国精神的高度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