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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关于经济增长研究的第一个繁荣期源自Solow(1956,1957)，称为新古典增长经济学;第二个繁荣期源自Romer(1986)和Lucas(1988)，称为内生增长经济学或新增长经济学。本论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五章）综述Solow(1956，1957)以来，特别是Romer(1986)和Lucas(1988)以来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文献，从中总结出八个理论模型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代表，这些模型可以大致涵盖现代增长理论的内容，主要涉及四种类型:Solow模型，非递减报酬的内生增长模型，内生技术进步模型以及内生的人口增长和劳动供给模型;第二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则针对增长的经验研究的主要类型，运用增长核算以及经济计量学的方法就八个理论模型中的主要结论，利用中国的经济数据进行检验，以决定他们是否或者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国情。 经济学家们一般将Solow(1956)及其追随者的研究称为外生的增长经济学，其基本内容可以概括在我在第二章中所总结的两个模型中:(k)=sf(k)-(n+δ)k（基本Solow模型）(k)=sf((k))-(x+n+δ)(k)（具有技术进步的Solow模型）在具有技术进步的Solow模型中，有三个主要的经济变量是外生的:储蓄率，人口增长率和技术进步率（一般假定折旧率保持不变）。储蓄率和人口增长率决定了经济长期发展的稳态，而技术进步率则决定了经济长期发展的速度。Solow模型的最重要结论之一是条件收敛，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初始资本存量较低的经济增长得较快。 Solow之后的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围绕着如何将三个主要的外生变量内生化来进行，这也是我在第三至第五章中总结增长理论的主要线索。首先，Cass(1965)和Koopmans(1965)在引入了Ramsey(1928)的跨期可分效用框架后，可将储蓄率内生化，从而避免了原始的Solow模型中可能出现的动态积累的无效率，同时保持了Solow模型中条件收敛的结论。但是，仅仅将储蓄率内生化并不能避免长期的人均正增长需要外生的技术进步来支持的这一结论。 其次，外生的连续技术进步是Solow模型中长期人均增长的唯一源泉，这是后来的研究者们最不满意，并且投入了大量的研究努力来试图改进的地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在Solow之后大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非报酬递减型和内生技术进步型。非报酬递减型的模型大致上又可以分成两类:外部经济型和人力资本型。在外部经济型的增长模型中，技术的扩散是由于经济行为的外部性，并非有意识的科研活动的结果.其中最著名的是Arrow(1962)的“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思想，在Arrow的模型中，企业在不断的投资过程中也学会了如何更有效的生产。Romer(1986)正是继承了这一思想，并构造出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具体形式为:max∫∞0u(c(t))e-ρtdts.t.k(t)/k(t)=g(f(k(t),K(t))-c(t)/k(t))k(0)给定其中f是关于k的凸函数，也就是说，Romer(1986）模型假定生产函数通过知识资本的外溢效应而呈现出报酬递增的性质。 人力资本型的增长模型则是通过资本积累过程中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比例的变化来实现内生的增长，其中最著名的是Uzawa(1965)和Lucas(1988)所构造的两部门的内生增长模型，形式如下:max∫∞0e-ρt1/1-σ[c(t)1-σ-1]N(t)dts.t.N(t)+(K)(t)=AK(t)β[u(t)h(t)N(t)]1-βhα(t)γ(h)(t)=h(t)(ζ) G(1-u(t))其中γ＞0，即生产函数呈现出报酬递增的性质;此外，本模型亦假定人力资本通过教育部门的生产是密集于人力资本的。 由上面两类非报酬递减型的模型可以看出，包括了知识资本或是人力资本之后的生产函数都呈现出报酬递增的性质，只不过Romer(1986)模型强调的是知识的外溢效应，而Uzawa-Lucas模型强调的是总人力资本的外溢效应。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两个模型产生内生增长的机制是不一样的。在Romer(1986模型中，由于知识的积累存在外溢效应，这使得知识资本的平均产品不再递减，从而克服了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长期的人均正增长得以实现;而在Uzawa-Lucas模型中，资本的报酬率依赖于物资资本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比例，当这两种资本以相同的速度增长时，递减报酬就不再适用，从而稳态的正增长得以实现。尽管产生内生增长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但是从克服资本的报酬递减趋势这一点来看，Romer(1986)模型和Uzawa-Lucas模型又是一致的，无论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在渐近的意义上，资本报酬率的不再递减是在这两类模型中产生内生增长的根本原因。 试图将人口增长率或劳动供给内生化的研究工作大致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人口的迁移和生育的内生选择。前一个方面的工作始于Braun在1993年完成的博士论文，在本文所介绍的Braun模型中，不同地区之间的工资差异导致了人口的流动;后一方面的工作则主要是基于Becker& Barro(1988，1989)的工作，在他们的模型中，具有利他主义倾向的父母最优地选择子女的数量。Braun模型和Barro-Becker模型的主要结论可以概括在他们关于劳动变化率或生育率的公式当中.对于Braun模型而言，劳动变化率为:γL=ψ((B)(t)/(W)world)上式表明，劳动力的变化依赖于迁移所获得的收益，也就是说，本国经济中的工资率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资率之间的差别越大，则劳动投入量的变化越快;对于Barro-Becker模型而言，生育率为:ne=α(1+r)/(1+g)1-σ上式表明，经济中人口的变化（在此模型中是成年人对于后代数量的最优选择）取决于资本的利息率、消费的跨期替代程度以及经济的技术进步率。在这个表达式中，(1+g）项反映出稳态人均消费以速率g增长，而消费的高增长率倾向于降低生育率，这是因为在给定的利息率水平下，如果当期的时间偏好率较低的话，则人们更喜欢消费的快速增长，而不是将资源配置到后代的生育与抚养中。于是，对于给定的利息率，稳态中人均资本的增长率越高，则相应的人口增长率越低。 在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将Solow模型内生化的研究方向中，第一个现在已经转化成为宏观经济学研究的标准工具，尽管内生的储蓄率实际上并不能保证长期的正人均增长;第二个努力方向是大量的关于增长的研究的文献的重点所在，也是大家在提到内生增长模型时的一般所指;第三个方向就目前来说，所吸引的研究努力相对来说仍很缺乏，需要经济学家们进一步的关注。 在第六至第八章中，我利用中国的数据就上面提到的关于增长的经验研究的三个方面加以检验。在每一章中，我首先阐述流行的经验分析方法，然后检验中国的一些实际经济数据。在第六章中，我主要是以中国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城市——北京和上海——为例，利用传统的Solow增长核算分析和最近的Prescott的增长核算分析了在1978-1998年间这两个城市的增长经验中的资本因素、劳动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因素的贡献，发现全要素增长率是最重要的增长动力。比较这两个城市的经济现实可知，这一结果可获得广泛的经验支持。因此，对于中国的增长经验而言，增长核算方法仍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工具。 在第七章的收敛性检验部分，我检验了中国的30个省、市、自治区之间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的绝对收敛、条件收敛以及σ收敛等性质;在第八章的增长的决定因素检验部分，我则主要考察了人力资本和政府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但是从这两章的回归结果来看，似乎并没有得到更多有意义的结论，我既没有发现大家已普遍接受的条件收敛性质（第七章中关于σ-收敛的检验结果从另一侧面证实了这一结果），也没有找到唯一的对增长起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甚至对于那些有大量经验研究作为基础的结果，我也发现了一些可以提出质疑的理由（具体而言，人力资本和政府规模的作用在中国的经济增长进程中并不明显）。从这一点上来说，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在评价中国的经济增长事实时的适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的证实。 综上所述，尽管新增长理论可以在理论上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但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数据的检验结果来看，却不能提供更多的洞见。这个问题的解决，我认为，一方面有赖于增长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有赖于中国的统计数据的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