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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企业对货物运输的需求越来越大,相应的,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也越来越多,如何有效的减少货物运输中的碳排放,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联合国提出了包括碳排放权交易在内的三种减排机制,以促使企业降低碳排放。本文以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为背景,研究了货物运输企业是如何通过合理的购车决策和车辆指派的手段,权衡企业总运营成本和企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首先,本文建立了带有资金预算限制的车辆指派模型,研究了企业利用资金预算购买新能源车辆对企业总运营成本和企业碳排放的影响。碳排放权交易机制下,企业可能面临不同的碳排放权交易价格,所以文章讨论了当排放权交易价格变化时,企业的碳排放变化以及总运营成本的变化情况；然后,进一步研究了排放权交易价格对企业车辆指派方案的影响。对于企业存在购车预算的情况,分析了政府发放的碳排放配额以及碳交易市场中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两个因素对企业购置新能源车辆决策的影响。最后,研究了不同的购车预算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政府宏观调控手段是控制企业节能减排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本文提出了超排强度的概念,分析了企业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的干预下,其总运营成本、碳排放以及车辆指派方案的变化情况。将政府宏观调控手段与市场调控手段做比较,探讨了超排强度和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企业总运营成本的影响,同时通过成本分析,研究了企业是如何通过车辆指派方案的调整,达到降低成本,控制碳排放的目的。最后,单独分析了超排强度的变化对企业购车方案以及车辆指派方案的影响。最后,本文考虑了时间窗的约束对企业总运营成本和车辆指派决策的影响。时间窗体现的是顾客对企业服务时间的要求,顾客对服务时间要求不同,也必然会导致企业的车辆指派方案以及总运营成本发生相应的变化。首先,通过对顾客时间窗范围的调节,观察了时间窗范围大小对企业总运营成本以及碳排放的影响。接着讨论了当新能源车辆的出发时间发生变化时,企业的车辆指派方案以及碳排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此时同时,还分析了企业的购车决策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等。最后,通过对传统车辆出发时间进行研究,发现了传统车辆出发时间与企业运作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