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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史学已经走过了三十年的历程。它在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运动中产生,又在经济体制和思想文化向现代性转型及西方史学流派和理论的强烈影响下不断演进,因此呈现出复杂嬗变、多元杂陈的图景,并最终形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新学术思潮——新时期史学思潮。其主潮流变,如理论上积极寻求突破,方法上不断翻新,研究课题不断转换,研究旨趣因时而异等,代表了新时期史学发展的主要脉络。全方位把握这一史学主潮,是准确评价这三十年史学研究得失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推进史学建设的需要。本文试图在系统总结新时期史学发展至今的脉络和成就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进行分领域研究,把新时期史学分为1976-1978、1979-1989、1990至今三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内就其在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研究领域拓展以及史学家价值取向和治史旨趣的变化等方面作一探讨,从而探讨新时期史学的发展趋势及未来走向。综合三个阶段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新时期史学主潮在理论研究上的演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在纠正谬误、发现自我、重塑自我方面的演进历程;在方法论方面,新时期史学主潮在治史方法上从开始阶段的传统治史方法到多种研究方法并用,最后出现了开展跨学科综合研究的可喜转变;在研究领域方面,新时期史学有了大踏步前进——从“革命的历史研究”走向了宽泛而生动的市民社会研究,“社会”取代“政治”成为历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在史学家治学旨趣方面,新时期的史学家们从关注史学研究的社会价值向注重求真、求实的学术价值转变,从强烈的现实关怀最终转向了学术的自我磨砺。本论文分三大部分:引论部分首先表明为什么选择这一研究课题,从研究的必要性、接续传统等角度阐述选择这一课题的原因;其次对近三十年史学演进的阶段及其特点进行了回顾和说明,并阐述了本文写作的主要框架;然后介绍了目前学界关于新时期史学的研究现状,提出作者努力的方向和争取有所创新之处;最后简单对研究思路及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做出说明。论文的主体共分为三部分:第一章介绍了新时期史学思潮第一阶段的发展状况:从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到1978年底。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从“文革史学”向新时期史学的过渡阶段。这一阶段的史学工作者主要是恢复与继承断裂了的史学学统,出现了向五、六十年代学术回归的现象。“文革”结束后史学界首先系统地批判了“文革史学”的流毒。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林彪、陈伯达等炮制的史学界“一片黑暗”论和“史学革命”,以及“四人帮”的“影射史学”等,是扭曲社会历史观点、摧残文化、禁锢人们思想的罪魁,因此,史学界对“文革史学”的批判,主要围绕上述几个方面而展开,而尤以批判“影射史学”最为紧要。在深刻检讨自身理论缺陷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回到“文革”之前的治学思路上去寻找理论皈依,史学断裂了的学统重新接续起来。其主要表现就是出现了“回到翦伯赞”、“回到乾嘉”的治史路数。这种学风虽然使史学初步回到了学术研究的正轨上,但并无新意,也未能带来实质性的学术进步。由于当时的史学家思想尚未完全解放,顾虑重重之下难免仍囿于政治史框架内,史学的过渡性质较为明显。第二章介绍了新时期史学思潮第二阶段的发展状况:从1979年新时期史学全面展开到1989年发生重大转折。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史学界多元学说并立,各种新思路杂陈互动。党中央破除“两个凡是”、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之后,学者们怀着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去从事学术研究,新时期史学开始呈现鲜明特点。理论研究上,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学界掀起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高潮,提出了“回到马克思”的口号,出现几乎贯穿1980年代的理论论争,一些教条的和流行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命题”被大家发掘出来,对包括历史创造者、社会形态演进等命题逐一进行了辩驳。激烈的辩论随处可见,商榷的文章车载斗量。在“建设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初步形成后,“史学理论”作为一门学科也开始起步发展。在治学方法上,这一阶段出现了试图用自然科学方法论改造史学的动向。在西方史学潮流影响下,1979年到1989年间,史学研究借鉴其他学科方法论一度巍然成风,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等新的方法被大量借鉴,特别是将自然科学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取得了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这是后来出现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的滥觞。在研究领域上,为了应对“史学危机”、探求新的出路并回应当时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史学界重新开拓了文化史的研究领域,开始摆脱单纯研究政治史的局限,将以研究政治史为主的局面推进到社会文化层面的研究,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传统的不同态度,大大丰富了史学研究内容。在治学旨趣上,学者们服务社会的意向非常强烈,治学的目的在于讲求“致用”。他们充满了社会责任感,把学术服务社会视作急迫的任务,延续了建国以来史学对现实的强烈关怀传统,在“致用”的导向下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第三章主要介绍新时期史学思潮第三阶段的发展状况:从1990年至今,史学研究处于纵深整合之中。纵的方面,一方面整合传统与现代化甚至是“后现代”的学术理论并力图发展之,一方面整合新时期以来实际学术研究中尝试过的各种方法论;横的方面,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团体,在与经济团体、政治团体等相互比较之中,史学工作者一方面不断拓宽史学研究领域,一方面又不断调整其内心预期,将处于社会大变革中的心理矛盾和经济冲突尽量化解。新时期史学在更深的层面上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理论建设上,理论论争沉寂下去,学风转向“求真”。1980年代热烈的讨论不再继续,以考据为代表的实证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但是,学者对理论的淡漠只是外在的表象,他们对理论建设的热情并没有熄灭,田昌五、蒋大椿、周德钧等很多学者都是在这一时期潜心研究,形成了自己的新思路和理论体系的。他们与其他史学工作者一起,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发展马克思”的伟大时代使命。在研究方法上,到1990年代逐步形成跨学科研究的滚滚热潮。史学方法论上的大胆更新带来了良好效果,不但收获了大批光彩夺目的学术成果,也给人们思维方式带来更新。新时期史学主潮在嬗变中逐步形成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那就是以史学传统方法为主、引进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部分研究方法,形成跨学科综合的研究方法。在研究领域上,此时出现了“国学复兴”潮流,这是对1980年代强烈社会关怀失落之后在治学方向上的一种转移;适应当时学者“远离政治”的心态,顺应国际史学发展趋势,我国史学界又重点开发了社会史研究领域。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弥补了建国以来该领域研究的空白,丰富了史学研究层次,获得了数量众多的研究成果。学者治学旨趣发生了巨大变化。在社会经济、国际政治、中外文化交流等多元因素的复合影响下,到了1990年代,一部分史学家从原有的强调“致用”的社会价值观转向了强调“求真”的学术价值观,对“知识”本身的追求成为很多史学家的终极目的。而这种整体性的学术转向对当代史学发展的影响则有待时间与历史的检验。结语部分在总括全篇的同时,肯定新时期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指出这一潮流仍在发展过程中,并观察它的未来走向。虽然对这一潮流若干发展层面的看法目前存在巨大分歧,相当多的观点还未能在国内史学界取得共识,但它已经在史学发展史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代表了未来一定时期之内史学发展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