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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本土学者对我国国家对社会的控制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这是我国国民心理深层结构中对“官”与“钱”崇拜的二因素思维①的延伸。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完善，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不断加强，村庄的实践结构和具体情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传统的研究忽略了文化因素的传播与融合，传统的思维延伸方式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我们需要对在传统思维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研究框架进行修整，使得其面向完整的经验现实，把握经验现实中的实践结构。这就需要我们将文化因素纳入到原来的研究框架之中，以使得我们建立起来的研究框架有着更大的解释效力。本文就是从实践结构感性选择（民间感性）和理性选择（官方理性）的深层逻辑出发，对原来的政治与经济的思维延展方式进行了修正②，并且加入了文化的思维延展方式。按照这种理路，本文中村级组织的策略选择即是由制度结构决定的，也是经济理性使然，同时也是一个政府-村级政府-农民三级主体间文化传播的过程。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以政府-村级组织-农民三主体为基点，在围绕信用村的建设以及小额贷款的发放与回收的经验研究，我们能够深层的看到村级政府“迂回策略”的选择过程，这使得村级组织策略选择背后蕴含的感性选择（民间感性）和理性选择（政府理性）深层逻辑更加的接近了经验现实。使得我们通过感性逻辑就能够把握村级政府“迂回策略”的选择成为了可能。无论是信用村的建设还是小额贷款的发放都是沿着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的双向脉络进行的。在信用村建设中，政策是沿着从政府到农民的自上而下的脉络下达的，而信用村建设在民间的成效是沿着从农民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脉络反馈的。而在小额贷款的发放过程中，小额贷款和相关制度规定是沿着从政府到农民的自上而下的脉络发放与告知的，小额贷款和相关效应是沿着从农民到政府的自下而上的脉络回收与反馈的。在这个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的下向与上向的双重脉络中，村级政府则是扮演着核心角色的作用。村级组织同时面对着上级政府和下级农民，他们两者彼此的心理结构有很大差异，上级政府往往是官方理性的代名词而农民往往是民间感性的代名词。要使得信用村建设与小额贷款的发放与回收整个过程良好的运作起来，村级组织必须能够承担起官方理性和民间感性融合的重任，能够扮演两种角色在两者间实现角色转换，能够实现两种行动策略在两者间实现“策略迂回”。
村级组织的“策略迂回”要求对行动技术选择的深层逻辑与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讨，以明确村级政府在最深层次是如何实现逻辑转化的，最终在实践结构层面向我们展现了“策略迂回”的实践形态。在谈到行动策略的深层逻辑时，笔者借鉴了个体行动的研究视角，将科尔曼的理性选择和刘少杰的感性选择引入到了村级组织“策略迂回”的选择过程中来，进而来揭示村级政府在政府-村级组织-农民的三主体框架下所坚持的官方理性和民间感性，并且如何实现了两者间的融合的。在三主体框架的两级政府和农民他们所秉持的官方理性与民间感性，科尔曼和刘少杰已经从理性和感性方面进行过部分理论论述。而在本文中，笔者将官方理性和民间感性放在了信用村建设和小额贷款发放的实践过程之中，使得他们直接面向了完整的经验现实，两者的意义在实践过程之中也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尤其要强调的是，村级组织在实现了官方理性和民间感性的融合的基础上，村级组织会使得内心的行动逻辑再次复杂化。这在实践过程中则表现为，村级组织面对上级政府和下级农民，沿着实践结构的制度结构、经济理性和文化传播三个向度，展现了其复杂的“迂回策略”的行动技术系统。在实践过程中则是一种复杂的“迂回策略”的实践形态。
本文中的民间感性和官方理性作为村级组织“迂回策略”选择的深层逻辑就是沿着制度结构、经济理性和文化传播三向度展开的。村级组织围绕着制度结构向度展开对上“依附”和对下“支配”，围绕着经济理性向度展开了对上“共谋”和对下“离间”，围绕着文化传播向度展开了对上“反馈顺应”和对下“理解隐瞒”。在整个实践结构中，笔者强调村级组织在秉持着感性选择（民间感性）和理性选择（官方理性）下沿着制度结构、经济理性和文化传播这三个向度展开的策略是“迂回策略”的技术表现和技术特征。这就是强调了，“迂回策略”是一个行动策略或技术系统，他在实践的结构中可以展现非常丰富的内容。在A村小额贷款的发放与回收过程中，村级组织的策略选择过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实践结构的三个角度，村级组织的行动策略都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从三种策略产生的实践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出，官方理性和民间感性的逻辑之中还含有更表象化的形态。在制度结构中，我们看到了结构性的制约因素和权力分配的重要性：在经济理性中，我们看到了村级组织、信用社代理人和村民们对利益的追逐；在文化传播中，我们看到了政府的官方文化和农民的民间文化的碰撞，以及在村干部的作用下将两者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