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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欧交流史上,自1724年雍正帝颁布禁天主教令直至鸦片战争前后这一个多世纪被史家称为“百年教禁”。学界通常以为,明末以来中欧文化交流的成绩,都在这“百年教禁”期间消亡殆尽,对此后西学在华传播并未发生什么影响。事实上,近代西学在传播内容、传播者、传播区域等多个方面,均带有前此二百年间所留下的鲜明印记。换句话说,明末以来的西学在华传播史应被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它有其内在的延续性。本文即从方法论、历史脉络与神学、地理学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回应,力图揭示明末以来西学在华传播史的延续性。
导言部分主要围绕传统西学在华传播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来展开,指出以往对于中欧文化交流史上的差异点、碰撞点的凸显,在为我们揭示不同文明个性的同时,导致我们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双方“差异”的碰撞与融合,而遮蔽了西学在华传播过程中的继承性。提出应当以“求同”的视角重新审视17世纪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史,即中西方文化的“同”与“异”共同构成了双方交往互动的能量之源。接下来的三章就是对这一中心命题的展开与细化。
第一章为东西方文化航路的开辟及其在内地的延伸。主要阐述16世纪以来西学在华传播的前提,即海上航路的稳定性、西学在中国内陆的传播管道的建立、西学自身独立性的凸显以及西学文本网络的成型。以上这四点,确保了西学在华传播具有相对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如“百年教禁”等政治、经济方面的因素固然会对西学在华传播产生影响,但并不能对其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确保其延续性的客观前提。
接下来的两章主要从“神学”与“地理学”两个方面入手,可以视作第一章内容在微观层面上的展开。
第二章为“神圣世界”里的延续性——以天主教汉语神学文本的承继为视角。今天,当我们听到“圣徒、圣母、教堂”,脑海里就会闪过“基督教”三个字,因为尽管我们不一定是教徒,但在潜意识里,这些词汇正是基督宗教的基本概念。而在四百多年前,当意大利籍耶稣会士罗明坚首次尝试翻译天主教经文时,他的脑海里所浮现的中文词汇却是“道人、天主圣母娘娘、寺”。在我们惊讶于这两组词汇相差竟然如此之远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二者内涵的相通之处。事实上,只要我们略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词汇的内涵其实是十分接近的,所不同者仅在于前者均为生造词,因而难以引发我们对道教、佛教的联想。同理,中西方神圣世界的基本概念尽管语言各异且内涵有别,但我们同样不应仅仅惊讶于其“异’’,同时也应该关注其相通之处,而且正是由于这些相通之处的存在,才使得这两个神圣世界具备了互译的可能性。在华传教士对于天主教汉语神学名词的反复修订几乎贯穿了整个天主教入华史。而由此种取舍勾连而成的概念变迁史,是17世纪以来西学在华传播史延续性的绝好体现。
第三章为“世俗世界”知识脉络的延续性——以“五大洲”说的传播为中心。作为航海大发现的地理学成果之一,五大洲说对国人的世界观念有着颇为重要的影响。以往,学界关注更多的是五大洲说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传播,而对其在17至19世纪的流传缺乏较为详细的研究,仅止步于对这一时期传教士汉译文献中相关内容的罗列,并且还不够完整。这种“重后轻前”的倾向,使得我们很难把握五大洲学说传播的全貌,遑论对于西学在华传播延续性的把握。本章对五大洲说在17至19世纪的传播过程予以详细梳理,以求与对其在晚清传播的研究相对接,从而呈现五大洲学说从译介到最终广泛传播开来的全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于汉译西方自然科学文本予以整理,从多个角度呈现出西学在华传播的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