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害结果的确定：回归刑法教义学

• 作 者: 石文秀
• 出 处: 河北大学
• 发表日期: 2019年08期
• 关键词: 刑法教义学 危害结果 法益保护 客观处罚条件

危害结果的确定是一个在刑法理论中存在重大争议的问题,而且在学术界也进行了不少的探讨,但就其确定方式并没有引起刑法理论的足够重视,至今仍处于争议颇多的状态。对于产生争议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危害结果确定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缺乏统一的理论和原则为指导。我国传统的认定危害结果的方法主要是从刑法条文中直接得出来、或是通过对刑法进行解释得出、又或是通过对行为所侵犯的法益对应推导出危害结果。其实,危害结果的确定理应是站在罪刑法定的基础之上的,严格按照刑法教义学的要求,不论是对法益概念的过度解释还是将客观处罚条件生搬硬套到中国的司法实践中都是不合理的。任何脱离、曲解刑法,以教条式的思维理解刑法或是随意的解释刑法,都是对刑法的亵渎。当然,理论上百家争鸣是学界可以接受的,但没有统一的原则指导,必然会引发司法实践的混乱。为此,应通过对刑法教义学的研究,强化理论界对于用法律解决法律问题的认同,推出统一的危害结果确定标准。刑法教义学与危害结果确定之间具有紧密联系。一方面,通过简要梳理当前危害结果确定混乱局面的原因发现,危害结果的确定理应从刑法本身出发,这与刑法教义学的要求相一致。只有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从文理中推导出危害结果,另一方面,根据法益保护对应而出的危害结果只能作为补充方法,而且我国刑法没有符合犯罪构成之外的所谓的客观处罚条件,所以将客观客观处罚条件生搬硬套到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做法是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危害结果的确定方法有多种,但是确定的标准和顺序理应是统一的。应当明确刑法规定的结果具有优位性,尤其是在同时包含有明确规定的结果和该罪之条文的文理中蕴含着其他结果,或是同时包含有明确规定的结果和根据保护法益解释的结果时,又或是多种情况混杂出现时,要理性判断和抉择,明确刑法规定的结果具有优先性。要以现行刑法为其司法实践划定一个禁区,从而否定一些犯罪的成立,平衡好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关系,以刑法教义学的标准规定危害结果的确定顺序,将法律看做是法治社会最为尊荣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