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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以来,移动通信技术以超越以往任何通信技术的速度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与技术扩散同步的,还有以网络社会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变迁。互联网和移动媒介极大地丰富了人类信息沟通的方式,拓展了人际交往的范围。以此为基础,人类的社会网络也呈现出新的特点。本研究以贵州省麻江县河坝村瑶族(绕家人)为研究对象,选取社会网络理论视角,运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以扎根理论作为研究策略,深入了解该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经济变迁和媒介发展历史,对村民的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进行实证考察,并回答以下问题:第一,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移动媒介如何进入少数民族村民的生活,以及少数民族村民如何使用移动媒介?第二,移动媒介扩展和维系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在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的获取中才能具体发挥作用。那么,对于移动媒介、使用移动媒介的个体和社会网络来说,三者之间究竟有何关联?第三,新的信息通讯工具如何改变和建构这些具有文化特色地区的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又对他们的社会资本获取与构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他们的生活和人际交往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传统的封闭社会关系网络,在移动媒介时代,是否具有新的面貌和特征?第四,在中国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动成为打工者,那么流动的过程又会对社会资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强关系和弱关系有何变化?少数民族村民通过移动媒介建立的社会网络,对社会和个人来说有何意义?第五,在西南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贫困因素对移动媒介的使用和社会网络的发展有何影响?基于这些问题,本研究从三个维度概括了社会网络视角下少数民族村民移动媒介使用与影响。第一个维度是移动媒介对于社会网络构成和社会资本获取的价值,即研究“为什么”的问题,主要研究移动媒介时代构成的新社会网络,以及新社会网络对少数民族村民的价值和作用;第二个维度是少数民族村民在移动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建构的过程和原则,解决“是什么”的问题,探讨移动媒介在建构社会网络中的运作方式和过程,比如村民如何使用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如何动员社会资源,以及新社会网络架构的特征;第三个维度是在移动媒介的影响下,村民获取社会资本的差异,即村民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与人际交往效果,解决的是“怎么样”的问题,村民利用移动媒介建构的社会网络的今夕差别,对人际交往和社会资本获取产生了什么影响。通过分析河坝村村民如何使用移动媒介重构他们的社会网络以及获取和动员社会资本,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一是移动媒介不仅建构虚拟空间中的社会网络,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建构现实生活中人际交往和社会网络的重要媒介;二是移动媒介成为少数民族村民建立亲密关系和获得情感支持的工具;三是移动媒介为少数民族青少年的自我身份认同和同伴群体的构建提供支持;四是移动媒介架构的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网络是一个动态的网络;五是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网络具有不平等和异质性,移动媒介则能促进平等化和异质性交往。少数民族村民社会网络的网底具有吸附和消耗作用,同时地域会对网络的建构起到限制作用;六是少数民族村民中存在着以关系和利益交换为原则的关系传播,且具有排除者的逻辑和不对称性的特点,移动媒介对关系传播具有扩大作用;七是少数民族农村的乡村精英具有结构性位置优势,他们利用移动媒介建构起来的社会网络,有利于社会资本获取;八是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是少数民族农村女性媒介接触和使用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九是传统贫困使少数民族农村村民的移动媒介存在低水平应用的现象,传统贫困和数字贫困互为因果链,解决作为社会性问题的贫困现象,需要把信息通信技术的不平等整合在少数民族村民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情境之中。立足实证研究,本文呈现少数民族村民移动媒介使用与实践的现实,勾勒出村民通过媒介实践建构社会网络的价值、过程、原则、差异和影响,阐释在移动通信技术带来的传播变革的影响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村民的社会网络建构的问题与未来前景。本研究是深化传播学领域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建构研究的一次尝试,试图推动社会网络理论在传播学研究和应用层面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理论探索的积极意义和价值。移动媒介影响下的社会网络建构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研究命题,由于主客观原因,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比如研究结论在推广时很可能会受到研究对象的自身特点及所处社会背景所带来的限制;本研究主要分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体网络而没有扩大到更大的社会结构;只能站在当下的时间节点分析己呈现出来的村民的行为特点和社会网络的构成情况。本研究认为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拓展: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多种方法或拓展优化现有研究方法,比如可以使用多案例的田野比较(多点民族志);在研究内容上,可以重点研究媒介影响下少数民族农村人员流动和离散带来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变化,以及移动媒介的赋权功能等;在理论视野上,可以运用多种理论视角对一处田野进行研究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