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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旨在对战前日本的“大国化”实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结合战后以来的日本国家发展道路选择过程,对现今日本正在为之努力的“大国化”做出客观评述。作为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历史背景,论文在序章结合近代日本开国后对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对战前日本的“大国化”实践进行了简要的回顾。认为开国后的近代日本明确树立起了一个“大国化”的国家发展目标,它所实践的也是一条“大国化”国家发展道路,而且其“大国”实践表现出了实现方式上的军事侵略性、扩张目标的亚洲指向性和国际上的大国竞争性三点显著特征。作为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基点与起点,论文在第一章对战后民主化改革、以及日本摆脱被占领状态并获得“独立”的过程进行了评述。以和平宪法的颁布为标志,战后民主化改革为战后日本确定了和平发展的基调,但美国主导的战后改革保留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未能彻底抛弃天皇制,加之美国转变对日政策,令日本在未对战争责任做出深刻反省、战前军国主义遗留尚未得到彻底清算的情况下便获得独立,致使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深受战前侵略历史的影响。战后初期长期执掌政权的吉田茂依据当时国内外客观形势,以其现实主义思想为基础,为日本确立了一条“重经济、轻军备”的保守“本流”路线。以鸠山一郎、岸信介为代表的极具民族主义倾向的保守“旁流”势力登台后,纠正过于亲美、偏重经济的吉田政权的做法,转“经济中心主义”为“政治中心主义”,战后日本在50年代中后期又奉行了一段保守“旁流”路线,将完善独立体制、重建军备作为了政策重点。由于保守“旁流”政权的“政治中心主义”做法带有否定战后民主化改革成果、复活战前“军国主义”意味,战后崛起的反战和平民主力量联合发起了大规模“安保斗争”,又将日本拉回到“经济中心主义”的“本流”路线上来。其后,保守“本流”政权长期贯彻战后宪法所确定的和平主义发展基调,使日本迅速崛起成为经济大国,并以此提高了自己的国际地位。论文的第二章及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对这一过程进行了评述。经济“大国化”的过程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使因战败而一度失去的日本人的民族自信得到恢复。与此同时,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一味追随美国,只顾埋头发展经济的做法也使日本人被冠上了“经济动物”的不雅称号。两方面相结合,在保守“本流”路线“富国”目标得以实现后,使得主张对战后政治进行“总决算”,弘扬日本优秀民族文化,使日本成为“国际国家”的“新保守主义”路线登场并为80年代以来的保守系日本政府所奉行。“新保守主义”路线是保守“本流”路线与保守“旁流”路线的合流与进一步发展,其实质是综合推进日本“大国化”、尤其是政治“大国化”的国家发展道路选择。冷战结束以来,在这一路线下,日本的“大国化”进程得到不断推进,特别是在军事方面,已经将以“专守防卫”为名装备起来的自卫队派到了海外各地。本论文在第三章第二节和第四章的第一节对对这一过程做出了评述。另外,论文还在这第三章第三节对制衡“新保守主义”路线“大国化”国家发展目标指向的因素做了简单介绍;在第四章第二、三节对“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小泽一郎和安倍晋三提出的“普通国家”论与“美丽国家”政策思想进行了重点评述,认为它们正是“新保守主义”者意欲推动日本“大国化”而抛售出来的“大国化”的国家观。论文第五章摘取与日本军事“大国化”密切相关的内容为重点论述对象,主要通过日美安保同盟关系、日本普通民众以和平宪法为武器进行的“和平诉讼”和战后以来保守系日本政府在军事方面以“解释改宪”等方式不断突破宪法第九条束缚这三个专题事例,对推动、制约日本“大国化”的因素进行了不甚全面的介绍。作为现今日本“大国化”的推动与制约因素,美国可以看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为奉行“新保守主义”路线的保守系政党把持的日本政府则明显扮演着积极推动的角色;而在民众层次上,以“和平诉讼”中的那些普通日本人为代表,拥护和平宪法的反战和平民主力量虽没有了社会党的支持,却依然对日本政府的“大国化”努力形成制约,可以说是保障现今日本不再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最为关键的力量。论文在终章结合战后日本国家发展的道路选择及其推进过程,对比战前日本的“大国”实践,对“新保守主义”路线下的日本“大国化”的特征、前景做出了概括与关注,认为日本的“大国化”存在着坚持和平主义与奔向“新国家主义”两个方向。由于东亚国际政治格局中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加之东亚各国与日本之间存在着尚未彻底解决的历史问题,所以,对日本的“大国化”给予足够的关注,对和谐的东亚国际秩序的构建不无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