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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储蓄率和投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中国的低消费率引起世界的关注，按支出法核算GDP，1978年最终消费率占GDP的62.1％，再到2012年的49.1‰最终消费率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在呈现下降，并且越来越低，这不得不值得我们思考，中国的持续的低消费不禁令人费解，同时政府在我国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通过财政手段对中国的经济有很强的干预能力，可以说中国是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困扰政府和学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是否政府的高支出“挤占”了私人消费？ 首先本文在一般动态随机均衡(DSGE)的框架下，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把生产性支出引入到厂商生产函数中，并进一步将生产性支出内生化，同时把福利性支出引入到居民效应函数中，然后考察这两项支出的外生冲击对中国居民消费的影响。最后通过建立SVAR模型实证研究居民消费与财政支出结构之间的关系。 通过理论和实证的研究发现，在当下中国，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效应”要大于“挤出效应”，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都会促进居民消费的增加。当增加1％的生产性支出冲击时，居民的消费就会增加0.06％，在经过大约15期后，消费恢复到起初水平，增加1％的福利性支出时，居民的消费相应的增加0.02％，在经过大约10期后，居民消费回到冲击前水平，在当下发展时期的中国，适当的增加生产性支出和福利性支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居民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