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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翻译研究经常采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理论进行研究，其研究范式不断变换:首先是语言学转向，之后便出现了文化转向，接着是译者转向，直到最近盛行的社会学转向。每个范式（转向）都受到极大关注并取得巨大成就。然而，范式与范式之间或者说转向与转向之间的关系却通常被忽略。正如翻译不是在真空中一夜之间完成一样，翻译研究的每一转向也都经过一定时期的孕育之后才登上舞台。本文将主要探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转向之间的关系，即前者对后者的孕育这一关系。 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翻译研究附属于语言学，主要探讨原文与译文之间或是形式方面、内容层面，又或是文本功能方面的对等。然而随着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的发展，翻译研究在1976年的卢汶会议之后开始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语境，从语言层面转向了翻译的历史、文化等层面;并且早在1972霍尔姆斯就已提及社会翻译学这一新的研究方向。 本文将根据托马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代表性人物的研究成果，如图里的规范、勒菲弗尔的诗学与意识形态系统以及后殖民翻译研究，和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场域、惯习、文化资本等概念本进行描述性的、定性分析与讨论，探讨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与社会学转向之间的关系。经研究发现早在其文化转向之时，翻译研究便开始关注影响翻译作品的生产、流通与消费的社会文化因素，尤其是权力关系这一社会翻译学的研究重点，而且有些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采用了布迪厄文化社会学方面的一些理论与概念。本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预示着翻译研究社会学转向，前者为后者打下了基础、做好了铺垫，后者孕育在前者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