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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甚至在2015年和2016年两年出口总额遭遇负增长。在经济迈入新常态之际，传统国际贸易的增长空间有限，发展势头迅猛的互联网产业成为中国贸易出口极具潜力的新动能。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不断加深，与此同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也层出不穷。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战持续发酵，为中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出口带来挑战。在这个背景下，强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伙伴关系，让双方经贸交流迈上新台阶能让中国在挑战中把握机遇，促进经济与贸易的稳增长。
本文以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基础，从正反两方面解释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同时，本文对引力模型1进行拓展，创新性地将进口国互联网普及率、出口国互联网普及率、两国普及率之比全部纳入模型以全面对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衡量。本文选取2003-2017年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利用PCSE（最小二乘法校正标准误结果）进行回归得到实证结论，并用GLS估计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突破以往学者单一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本文通过分组进一步考察。首先，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考察互联网对贸易出口的动态影响。同时，将出口类别划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分别进行研究。此外还探讨了互联网在不同经济带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差异化影响。
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有促进作用，进口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反而抑制了出口，数字鸿沟2会对贸易出口产生阻碍。这三个核心变量对不同出口类别和不同经济带的影响有差异性，且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是动态的。针对当前互联网与贸易的发展现状和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对中国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并规避可能的风险和阻碍。具体举措包括全面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并提升企业和社会公众使用电子商务的积极性，培养专业化人才，完善配套的政策条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把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中国需着力发挥“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对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针对“一带一路”区域的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本文以传统的贸易理论为基础，从正反两方面解释互联网这一新兴事物影响国际贸易的机制。同时，本文对引力模型1进行拓展，创新性地将进口国互联网普及率、出口国互联网普及率、两国普及率之比全部纳入模型以全面对互联网发展水平进行衡量。本文选取2003-2017年51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利用PCSE（最小二乘法校正标准误结果）进行回归得到实证结论，并用GLS估计对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突破以往学者单一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本文通过分组进一步考察。首先，以2008年为时间节点考察互联网对贸易出口的动态影响。同时，将出口类别划分初级产品和工业制成品两类分别进行研究。此外还探讨了互联网在不同经济带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差异化影响。
根据理论和实证分析，本文发现从整体上看，中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对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有促进作用，进口国互联网普及率的提升反而抑制了出口，数字鸿沟2会对贸易出口产生阻碍。这三个核心变量对不同出口类别和不同经济带的影响有差异性，且互联网的发展对于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的影响是动态的。针对当前互联网与贸易的发展现状和本文的研究，笔者认为中国一方面应充分发挥互联网对中国国际贸易的积极作用，并规避可能的风险和阻碍。具体举措包括全面推进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激发并提升企业和社会公众使用电子商务的积极性，培养专业化人才，完善配套的政策条例，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把握贸易数字化发展的主动权。另一方面，中国需着力发挥“一带一路”背景下互联网对贸易出口的促进作用，针对“一带一路”区域的特点采取针对性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