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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金融危机波及我国的负面影响最终必然反映到经济增长速度上来。同时，近几年来经济增长速度的趋势性回落，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愈益明显的制约作用。据估测，这两方面的共同影响将导致未来经济增长速度跌落约2个百分点。在内外交困的严峻形势下，唯有努力挖掘潜力，扩大内需，才是通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由之路。况且现实中我国本来就是以内需为主的经济。 “如何解释大萧条，不仅是对智力上的贡献，也是处理危及西方现代文明存在的关键问题。”(Don Patinkin and，J·Clark Leith,1978)近年来的宏观经济研究，国内外不少学者都对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及为医治萧条而采取的罗斯福“新政”作了重新审视，以期从中获取熨平现代经济波动的新妙方，这于我们当今所面对的现实同样是重要的。对大萧条，尤其是被公认为反萧条“范式”的罗斯福“新政”作更进一步的考察，吸收和借鉴其中所蕴含的有益思想和做法，对我国当前正在深入推进的经济改革和目前所面临的各种困境的摆脱仍然有着重要的启示。 仔细考察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波动的情形就会发现，导致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和通货紧缩初现端倪的直接原因是投资的急剧回落。而再往里深究，其背后却有着更深层次的制度成因。我国特有的投融资体制的扭曲应是首当其冲的弊端。 本文以此为着力点，面对出口受挫，消费欲望低迷，民间投资乏力的现实，认为扩大投资是目前促使经济止降回升的现实选择，而扩大政府投资则是短期内启动经济的切入点，也是扩大内需的必由之路。然而，政府投资毕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政府投资的主旨在于制造经济景气，增加人们对未来的经济预期，激活和唤醒民间投资，从而使经济最终走出低谷，踏上持续、高质、快速增长的轨道。在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进程中，如何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势必要求新增投资不仅要满足短期需要，更为重要的是要符合长期的发展。因此，政府投资切忌短期行为，以致于置市场法则于不顾，重蹈体制复归之路，大搞重复建设，或侵占民间投资领域，产生挤出效应。如何选择政府投资的点与面，以期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引发社会投资正是本文所论及要旨之一。从严格意义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社会化经济，它要求调动社会上的一切资源，通过市场机制的运作，达到最优配置状态，而现实中我国社会上所储蓄的资源尤其是社会资金却不能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其深层次的原因应归咎于投融资体制的扭曲。投资体制的扭曲使得民间资本进入困难重重，进入成本增加，甚而某些行业或领域根本就进不去：融资体制的扭曲则使得民间企业融资渠道受阻，融资成本增加。这种制度上的歧视正是当前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肘。加速和完善投资体制改革，拓展非国有企业的投资空间，重构与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相匹配的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应是民间经济从而也是整个宏观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唯有如此，政府投资才能有效地激活民间投资从而达到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