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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解”的社会动荡时期。随着明王朝的覆灭和理学末流空疏之弊的暴露，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由虚返实、由理学转向实学的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天崩地解”的社会情势急切呼唤经世人才的出现，此时的北方学界出现了一个以颜元、李塨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世称“颜李学派”。 颜李学派自产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兴盛、沉寂、复兴的历史演变过程。有关颜李学派的研究成果，自清末戴望之后层出不穷。戴望所著《颜氏学记》一书使颜学得以重现。以章太炎、梁启超、胡适、钱穆为代表的近代资产阶级启蒙学者，以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对颜李学派进行了阐发和评价。五四运动之后，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人们开始从唯物与唯心“两军对垒”的思维程式研究颜李学派，先后出版了如杨培之的《颜习斋与李恕谷》、姜广辉的《颜李学派》等专著。 以往关于颜李学派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颜李学派，有其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功绩，但是他们尚未引入实学概念和实学方法，未将颜李学派纳入到明清实学思潮这一重要的学术背景中加以考察、分析和探讨，未能对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作出系统的研究，因而也就不能恢复颜李学派的本来面貌。为了还原颜李学派在清初社会的本来面貌，本文拟从实学的研究新角度对颜李学说加以解剖，揭示颜李学派的实学特色，以期作出一个客观、全面、合理的学术评价，并寻求其适用于现代社会发展的文化资源。 颜李学派是明清实学思潮这一大的历史环境下的产物，是明清实学思潮的异军突起。明清实学思潮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层面，具有批判性、实用性、科学性、创新性、启蒙性等特征，突显了“崇实黜虚”的时代精神。而颜李学派实学思想的形成，在思想渊源上既有其自身的学识涵养的不断提升，又离不开清初实学家们的学术影响，颜李学派与清初实学家们在相互论学和书信往来中形成了一个实学流派，是清初实学思潮的一颗明珠。 颜李学派的突出代表人物是颜元、李塨、王源、程廷祚和恽鹤生。颜李学派由上古三代的“六德”、“六行”、“六艺”出发，弘扬“正德”、“利用”、“厚生”之旨，研习兵农礼乐书数之学，斥责理学末流实乃佛老之学，而非尧舜周孔正学，力倡习行、主动的经世实学，构建了以实体论、实性论、实行论、价值论、经世实学、教育实学、豪杰人格为主体的实学体系。 在实体论上，颜李学派针对程朱理学“理在气先”、“理在事先”的说法，以气为宇宙万物之实体，建构了“理气融为一片”的气实体论。颜元主张气一元论，肯定了理气不二、“理在气中”的理气关系;在理事关系上，主张“理在事中”。李塨在“非气外别有道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理在事中”的实体论。关于宇宙本原的问题，王源提出了“太极实有”的气实体论。程廷祚则持“自天地而下，一气而已”的气本论，认为“理”是事物运动变化的法则、秩序和规律。 由理气不离的气实体论出发，颜李学派阐述了以性一元论为内容的实性论。颜元抨击了程朱理学离气言性的空性论，批驳了程朱将人性分为“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的荒谬，认为宇宙间只有“气质之性”，气质之性是纯然至善的，而“恶”则来源于外界的“引蔽习染”。为了去恶复善，颜元提出了“践形尽性”说，即通过外在实践除去蒙蔽，恢复人之善性。李塨断言性与气不可分割，离开气质无以见性，性与气质都是善的。程廷祚主张“气之外无性”，从而坚持了颜、李的“性气一元”的实性论。 颜李学派实学思想的突出特点是“主实反虚”，即“尚习行”而反空谈。颜元从“尚习行”的治学宗旨出发，主张习行以致知，并对“格物致知”作出了全新的解释，提倡“犯手实做其事”。针对程朱理学“知先行后”、陆王心学“知行合一”的空虚格致论，颜元提出了“由行得知”的道德实行论，重视知识的实际效用。李塨提出了“不知不能行，不行不可谓真知”的实行论，认为知可以指导行，由行可以得知，较为全面地阐释了知行统一的思想。 针对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窒欲主义，颜李学派指斥其不合人情、背逆人性，提倡“见理于欲”的理欲观，从而冲破了理学教条的束缚。在男女之欲上，颜李从自然人性论的角度出发，公开宣扬了饮食男女的合情合理，发起了对佛教和理学窒欲主义的挑战，从而赋予人欲以正当性和合理性。程廷祚从人性至善论出发，认为人欲合于人之至善之性，理与欲并不对立，人们既要广欲又要节欲。针对理学家自命清高、重义轻利的虚妄之言，颜元继承了陈亮“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观点，将理学家一贯奉行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改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把“义”和“利”、“道”和“功”统一起来，以实际效用作为衡量道义的标准。 颜李学派禀承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精神，针对明清之际的社会弊病，提出了系统的经世实学思想。在土地问题上，颜元和李塨从富民的根本目的出发，提出了“均田制”的主张，这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进步思想。王源的土地经济思想最为彻底，从根本上打破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井田”、“均田”和“限田”之说，提出了“有田者必自耕”的土地改革方案，主张“惟农为有田”，赋予农民以土地所有权，实开近代资产阶级“耕者有其田”思想的理论先河。在政治主张上，颜元提出了“复封建”的政治口号，主张恢复上古三代的分封制度。李塨与颜元不同，企求变法革新，认为“封建固不得复”。王源详细地揭露了明末的建官之弊，并提出吏治改革的方针，认为治理国家的要义在于官之久任、专才、任人，主张以才能为标准选拔官吏。在兵法制度上，颜元提出了“寓兵于农”的兵农合一制度，李塨主张实行一种民众军训的办法，王源系统论证了“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敌之道”的军事思想。在税制改革上，最值得称道的是王源提出的初步所得税制，他建议推行印票纳税制度，与欧洲近代的初步所得税制相似。在启蒙思想上，颜李学派主张“参以近日西洋之法”。王源主张重视商人和商业的作用，竭力反对抑商政策，提出了“货财者，与食并重”的重商主张，冲破了中国传统的“崇本抑末”的思想。颜元治学以“六艺”之学为要，旁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等技艺之学，被后人誉为“沟通中西学术”的征实之学。 颜元作为清初著名的教育改革家，批驳了宋明书院讲读、静坐的治学方式，主张以“事物之学”代替“心性之学”，以“习行”代替“讲读”，以“主动”代替“静坐”，主张文武合一、仕学合一，并在漳南书院进行了书院制度改革，推行以“习行”为核心的实学教育。 颜李学派针对理学家的“醇儒”人格在外王层面上的薄弱，提出了“豪杰”之士的人格理想，并赋予其内圣外王的双重品格，扭转了宋明“醇儒”单纯内在的价值取向。颜元从构建理想人格出发，赋予“豪杰”人格以经验性、实践性和有用性三个基本特征。豪杰型的理想人格为明末清初的社会危机寻求到一条可能的解决之道，即内在道德和外在事功都能得以确立和确证的融贯之道。 颜李学派的历史命运是由时代需要所决定的。李塨去世之后，随着由清初经世实学向乾嘉考据学的转型，一度兴盛的颜李学派，渐归寂静。直至晚清经世实学的再兴，颜李实学经过戴望等人的表彰后，始得重放异彩。颜李实学之所以能够重现于世，根本原因就在于颜李实学本身的特殊性格恰好与戊戌变法之后的社会环境相合所致。因而成为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胡适等人用来为各自学说立论的理论武器，也是梁启超、刘师培用以说明中国思想传统与西方思想有相似之处的理论依据。 同时应当承认，颜李学派出于自身条件的限制，又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颜李学派的反理学思想打着“复古”的旗号，以回归孔孟为依托，故其实学思想尚不成熟，并未认识到理学固弊乃儒学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由于颜学过分强调实践事功，反对读书，忽视了知识对习行的指导作用，难免走向经验主义的极端，导致理论思辩性不足。 颜李学派的实学思想蕴含着现代人类可资借鉴的理论价值。其实用精神、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等思想，完全可以为解决现代社会诸多危机提供一定的文化资源。及至当代，颜元的书院教育仍有其特殊的现代价值，可以为我国当前的素质教育改革所借鉴。漳南书院包含了理、工、农、文、法、军事等学科门类，规模己略具现代学校的雏形。颜元推行的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教育，堪称现代素质教育改革的先驱。颜元注重天文、地理、农学、水利、医学、军事等自然学科的教育，实行分科设教，类似于现代的综合性大学。此外，颜元对专门人才的重视和培养也蕴含有现代职业教育的理念，促进了实业人才的兴起。其对自然学科的重视为现代科技发展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目前，中国大学所欠缺的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恰恰可以在颜李学派那里找到源头。颜李学派追求融摄内圣和外王的“豪杰”人格，这一理想人格的定位对于横在现代人类面前的终极目标的问题、人与自然的问题、精神世界匮乏等问题也都有很好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