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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人口和产业变化的背景下，剖析农民工的就业规模、就业质量、就业稳定性和就业风险，试图以农民工为对象构建一个新的就业内容分析框架。农民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主要障碍已经不是就业的制度限制和流动的政策藩篱，他们在城镇就业也不仅仅是谋求一份工作，而是要实现体面就业。如何反应农民工的就业情况？就业规模可以从宏观层面反映出农民工整体就业数量，农民工个体的就业情况需从就业质量等层面反映，前提是农民工实现稳定就业，一旦失业其就业质量则无从谈起，而失业的成本又是沉重的，所以须重点考虑其就业稳定性和就业风险。 中国的人口规模和结构正处于转变时期，人口红利已经达到高峰并将逐渐减少。在目前这个人口红利减小的历史区间内，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接近1亿人，今后每年还会有大量的农民工转移到非农产业，从数量上看是增加的，从增幅看是趋缓的，预计农村剩余劳动力会在20年内转移完毕。除了农民工供给数量会发生变化，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迭、人口素质提高等特点，新生代农民工不仅追求就业，也追求体面就业，这与产业升级对农民工需求是相吻合的。但产业升级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对劳动力产生排斥、对劳动力素质要求提高、企业对提高就业稳定性和减小就业风险的“无为”和“无力”都使得农民工的体面就业得不到保证，由此出现了大量的结构性失业。产业转移也将引起农民工迁移方向发生改变，从而产业对农民工需求形成了素质结构和区域结构双改变。 在人口转变和产业升级背景下，农民工的就业规模和个体的就业内容都将发生变化:(1)从就业规模看，未来五年内中国农民工总量将达到2.7亿人左右，如此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就业情况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从就业质量看，农民工就业质量指数相对于城镇劳动力而言是偏低的，表现在薪酬水平与经济增长脱节、工资遭遇拖欠或克扣、培训和晋升空间有限、工作条件较为恶劣、劳动时间延长、社会保险的覆盖有待提高，劳动权益维护缺乏依据等。农民工由于制度差距生成人力资本水平不高的现实，由此而导致了培训、晋升、维权等方面的弱势，而在市场条件下，这种差距又转化成了就业质量的差距。所以农民工的就业质量差距是从制度性差距转变成了市场性差异。(3)从就业稳定性看，农民工流动就业的区域发生了变化:到东部地区就业的外出农民工比例减小，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外出就业农民工就业比例增大:大部分农民工不是在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流动，而是在不同的非农生产部门、不同的城镇地区之间流动。农民工流动就业多属于被动流动，就业处于不稳定状态。产业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投资和就业稳定性之间既可相互促进，也会相互掣肘，三者之间易形成高效促进影响和低效制约作用。要促进产业升级，就必须让产业和就业互动在高效率、高产出水平上:劳动者就业稳定性提高，积极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稳定区域就业。(4)从就业风险看，农民工转移就业的风险主要有:初入城镇获得就业机会的风险、在就业过程中面临发生工伤事故的可能性、一旦失业成本巨大的失业风险。由于人口变化，农民工转移到城镇后获得就业机会的概率会增大，获得就业机会的风险会减小;而农民工素质、风险意识提高，会减小其工伤风险;随着产业升级进一步深化，如果农民工工资水平过低，其失业风险还是会增大。 未来中国促进农民工就业不仅是扩大就业规模，还必须提升其就业层次，包括提高就业职业质量、增强就业稳定性、减小就业风险。相对应的公共政策着力点是提高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提供公共就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等，由此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体面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