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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是“一带一路”的起点和核心地区,因而中国与亚洲各国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以及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深度推进是“一带一路”建设取得成功的根基。国际直接投资是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重要手段之一,而双边投资协定是影响国际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因此研究亚洲区域内国际投资协定的效应问题对推动亚洲国家之间的直接投资进而对深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从双边投资协定的起源与发展、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发展阶段与特点、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三个角度详细描述了世界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化历程与发展趋势,然后针对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从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历史进程、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动因与推动力、亚洲不同国家签订BIT的比较、亚洲国家之间BIT具体条款的变化等四个部分对亚洲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状况做了典型而充分的分析。以上述研究为认识基础,本文将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细化为13个具体条款并据此建立了BIT指数评价方法,然后对亚洲区域内432个(有效283个)BIT原文、欧洲区域内481个(有效261个)BIT原文进行了指数评价和比较分析,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的核心变量和直接数据。同时本文针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的评价得分,运用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项目反应理论等多个统计方法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进行了比较描述和分析,由此显示了亚洲不同国家签订的BIT之间以及亚洲与欧洲分别签订的BIT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BIT与FDI具有非线性关系的思想构建了计量模型,据此分别对亚洲和欧洲区域内的两组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并分别对两个区域内的国别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BIT对FDI的效应具有稳定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BIT标准的提高BIT对FDI流动的促进作用加大但边际作用递减,超过临界点后BIT标准继续提高将会对FDI流动出现抑制效应,这种关系在二维图中表现为倒U型曲线;将BIT的13个主要条款的指数分别放入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促进与准入、资产转移等8个条款的回归结果(包括系数的正负号与显著性)与BIT总指数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这些条款在BIT的效应中具有明显贡献;亚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都明显小于欧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说明亚洲BIT标准的提高对FDI的效应明显小于欧洲BIT标准提高对FDI的效应;经过进一步计算发现,亚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低而欧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高,结合BIT评价中亚洲BIT标准高于欧洲BIT标准的结论,由此引申出一个“高标准BIT具有低效应、低标准BIT具有高效应”的悖论,对此本文从签订BIT的背景和国内制度环境差异等角度给予了解释。
最后,本文在前述全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推动亚洲区域内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深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提出了促进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建设、提升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效应的建议。
本文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首先从双边投资协定的起源与发展、双边投资协定的重要发展阶段与特点、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三个角度详细描述了世界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化历程与发展趋势,然后针对亚洲国家的实际情况和自身特点,从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历史进程、亚洲国家签订BIT的动因与推动力、亚洲不同国家签订BIT的比较、亚洲国家之间BIT具体条款的变化等四个部分对亚洲双边投资协定的演变进程和发展状况做了典型而充分的分析。以上述研究为认识基础,本文将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细化为13个具体条款并据此建立了BIT指数评价方法,然后对亚洲区域内432个(有效283个)BIT原文、欧洲区域内481个(有效261个)BIT原文进行了指数评价和比较分析,并以此作为实证研究的核心变量和直接数据。同时本文针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的评价得分,运用聚类分析、判别分析和项目反应理论等多个统计方法对亚洲区域内BIT和欧洲区域内BIT进行了比较描述和分析,由此显示了亚洲不同国家签订的BIT之间以及亚洲与欧洲分别签订的BIT之间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基于BIT与FDI具有非线性关系的思想构建了计量模型,据此分别对亚洲和欧洲区域内的两组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并分别对两个区域内的国别样本做了计量研究。实证研究结果显示:BIT对FDI的效应具有稳定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BIT标准的提高BIT对FDI流动的促进作用加大但边际作用递减,超过临界点后BIT标准继续提高将会对FDI流动出现抑制效应,这种关系在二维图中表现为倒U型曲线;将BIT的13个主要条款的指数分别放入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投资促进与准入、资产转移等8个条款的回归结果(包括系数的正负号与显著性)与BIT总指数的回归结果一致,说明这些条款在BIT的效应中具有明显贡献;亚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都明显小于欧洲样本中变量BIT和BIT2的系数绝对值,说明亚洲BIT标准的提高对FDI的效应明显小于欧洲BIT标准提高对FDI的效应;经过进一步计算发现,亚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低而欧洲样本的BIT临界值较高,结合BIT评价中亚洲BIT标准高于欧洲BIT标准的结论,由此引申出一个“高标准BIT具有低效应、低标准BIT具有高效应”的悖论,对此本文从签订BIT的背景和国内制度环境差异等角度给予了解释。
最后,本文在前述全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推动亚洲区域内国际直接投资流动、深化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视角,提出了促进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建设、提升亚洲区域内双边投资协定效应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