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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是中国当代文坛上的重要作家，他的作品包含着深刻的自然意识和生态精神，具有丰富的生态文化内涵。但理论界对此尚未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尝试从生态文化角度对张炜的创作进行新的阐释，揭示出张炜创作中那种贯穿始终的、处于根基之处的自然意识，以及这种自然意识中所蕴含的“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文化立场，并阐明其对一种更高的文明形式、更为理想的生存方式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论文运用共时性与历时性相结合的方法，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对以上论题进行逐步分析。它首先从历时性角度，指出自然意识是贯穿张炜整个创作的血脉，它从来就没有中断过。自然既是张炜早期纯情歌咏的对象，又是《古船》时期“文化批判”的起点，更是《九月寓言》时期“文化坚守”的根基。张炜的文化坚守，并不是坚守整个笼统的农业文化，而是农业文化赖以形成的根基，是自然“野地”。其次从共时性角度，指出自然意识横贯张炜创作的所有精神向度，它是决定其道德理性与生命理想这两种看似悖反的精神向度的总基础。自然既是诗意生命的场所，也是纯洁精神的归宿。最后从一种综合的角度，指出张炜的自然意识包含着对破坏自然的现代工业文明及一切文明形式的深刻反思，它既是为纯洁灵魂返归精神家园探寻“源路”，又是为一切自然生命在大地上的健康持久地生存而发出的深沉呼吁，具有深刻的生态精神。张炜既不是狭隘的人道主义者，又不是极端的生态主义或自然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包含着生态伦理的维度，他的自然主义具有人文主义的情怀，他坚守的是一种“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的生态文化立场。这种生态文化立场不同于农业文化立场。它的目标不是返回到前现代的农业社会中，而是在新的起点上，创造一种既符合“自然”又符合“人性”的生活形式，促成一种“自然”而又“自由”的生态审美生存方式。
在张炜的心目中，自然首先是指围绕着人类的自然环境，但它也指在自然环境中孕育出来的自然人性。自然既是人类生存的物质根基，又是人类生存的精神家园。美的自然孕育了美的自然人性，人性的罪恶与文明的异化则根源于人类与自然的疏离。人类与自然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不可分割的生命整体，它们之间既可以出现良性循环又可能出现恶性互动。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既与文明的异化与人性的残忍有关，它又导致文明的污浊和人性的堕落，并将使人类最终丧失精神的归宿和生存的根基。自然的根基一旦毁坏，人类的病症将无可救治。正是这种深刻的自然意识，使张炜的创作时常充满忧愤的情绪，并郑重提醒人们注意一个简单而重大的道理：那就是人类的存在从关怀人自身开始，但人类不应仅仅关怀人，还要关怀与人不可分剥的所有存在物。只有实现“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统一，人类才能在大地上与万千生灵一起健康持久地“诗意地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