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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对外直接投资发挥着引擎和推动力的作用，对外直接投资不同于其他的经济活动，它关系着国家资源安全、国家政治外交和国家金融安全等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它影响到投资国的就业、对外贸易、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等经济发展问题；它涉及到一国企业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实力等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以及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一国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更加凸现。本文首次从公共管理学的视角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政府服务进行全面研究，这在之前是没有学者系统研究过的。同时通过大量研究分析，首次把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视为企业成长中的重要环节，把企业从小到大视为一个整体系统来统一思考政府的促进保障政策制定，而不是把两者割裂开来考虑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问题。
本文认为，西方国家政府主要通过四种方式为企业的成长提供服务。一是依据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一些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排名前几位的国家政府通过提升生产要素机制、改善国内市场需求质量、强化产业集群发展和影响企业战略、结构和同业竞争等为企业提供发展的基础性环境服务；二是通过规划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战略、设计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和制定对外直接投资的法律法规等，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法律法规性服务；三是通过制定税收优惠和鼓励政策、提供财政援助和贷款服务以及信息咨询服务等为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提供政策促进和保障服务；四是通过签订双边政府间国际投资条约、区域间政府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多边性政府间国际投资协定，对海外直接投资企业进行国际政策协调服务。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经历了30年的发展，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均GDP持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的地域不断扩大，投资规模大幅增长，形成全方位、宽领域的格局；投资方式多样化，水平逐步提高；投资主体多样化，实力不断壮大，并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在促进国民经济和对外关系的发展方面也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现五大特点：一是起步晚，发展快；二是以股本和利润再投资为主；三是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服务业和采矿业；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广泛，但集中在亚洲、拉丁美洲地区等。本文首次运用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框架分析中国政府在提供企业基础性环境服务方面所做的工作，表明很有成效；中国政府在提供法律法规性服务、提供企业政策促进和保障方面以及在国际政策协调服务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并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迈进了工业代的中期阶段，危机和挑战并存。对外开放也走上了更加宽广和更高层次的水平，对外直接投资作为中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越来越多地得到国内学者、企业家和政府的关注。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每年都在以一定的比例递增，90年代几乎翻了7倍，2007年达到历史巅峰水平，接近2万亿美元；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也在90年代以250％增长，进入21世纪以150％增长，截止2007年达到15.6万亿美元。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相比，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很大差距，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1.10％；截止200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只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0.61％，在国际上的排位处于20-30名之间。这与中国在世界排名前几位的其他经济指标形成鲜明对照，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已经具备了快速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如何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已经成为现实的当务之急。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根据其自身历史的发展轨迹，政府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加强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中的服务作用被提到了日事议程上，经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和综合性地分析，本文认为，中国政府在宏观领导力方面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政府尚未有经济外交战略，也没有对外直接投资的总体布局，表现为政府缺乏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统筹规划。二是，对外直接投资立法层次低，一般只有部门政策规定，没有法律法规，且相关政策缺乏系统性，显示政府相关法律政策不健全且缺乏合力。三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定中也存在不少问题，政策的实施也不尽人意。
中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体制方面缺乏协调一致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涉及政府部门很多，但每个相关的政府部门都从各自职责的范围和角度为企业提供国内的环境服务或国外环境的各种服务，管理促进保障政策等缺乏必要的衔接；现有政府管理部门，没有一个权威性的决策机构，造成审批手续互不兼容，繁琐重复；中国尚没有《政府部门机构间协调制度》或相应的规定，协调工作缺乏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掌控不好，没有发挥地方政府部门的积极作用等。
中国政府在对外直接投资的信息咨询服务方面很不足。首先表现在政府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缺乏系统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各级政府部门都设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分类提供信息咨询服务，但是相关的信息零星、分散、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困难、缺乏系统性。其次，政府提供的信息咨询服务不到位。政府公开的信息陈旧、不能及时更新，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完善。再次，政府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基础较弱，包括中国电子政府的技术基础不强、信息资源基础薄弱以及管理基础建设还有待改善等。
为此，根据现代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理论和当代政府变革创新的理论以及国际经验，结合中国政府实践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本文提出：第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需要提高和强化政府宏观领导力，在发展战略、法律法规和政策等方面明确整体发展方向和提供制度保障。具体分为三个层面。其一，在总结国际上制定发展规划趋势以及中国制定发展规划现状的情况下，提出制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服务的发展规划，具体包括：规划制定的依据、制定规划应注意的问题、发展目标、主要任务、产业升级目标、布局和保障措施等；其二，在阐述国际和中国经济立法的发展趋势的前提下，指出加速创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立法，如：《对外直接投资法》具体内容包括：政府对海外直接投资的基本态度、投资核准和管理办法、事后监管制度、促进及服务措施、保障条款、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法人地位、投资形式、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组织机构和劳动雇工制度、投资争端解决办法、适用对外直接投资的形式等，除此以外，还要有一整套制度和政策，例如：《对外直接投资保险制度》、《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所得税制度》、《对外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制度》等，形成一个以对外直接投资基本法为主，单行法和相关配套法规制度为辅的调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法律体系。其三，在简要概述政府政策制定的国际趋势和中国政府政策制定现状的情况下，建议完善中国政府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政策体系，具体强调依据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继续发挥政府作用，制定有利于企业成长的环境政策；完善现有的一系列管理、鼓励、支持和保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如：国别投资经营障碍报告政策、资金扶持政策、产业投资基金支持政策、对外直接投资对外担保政策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外部环境保障措施等。
第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创新政府管理体制和机制，在机构设置、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协调沟通方面理清关系、明确责任，规范制度，确保政府各相关部门有一个权威性的机构，通盘考虑企业发展的内外环境，把各项政策统一为一体，形成合力，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进行有效沟通，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整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在对国际上政府机构改革的趋势和中国政府机构改革及发展方向的论述后，提出在中国国务院设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专门负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法律政策、战略规划的制定等相关事宜。该委员会下设生产要素分会、国内市场需求分会、产业集群分会、企业发展分会和国际合作分会等五个分会；这五个分会的主任，组成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的领导机构，委员会下设常委会，并由上述五个分会的主任组成，具体负责研究制定重大的政策；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负责日常协调沟通工作；地方各级政府部门也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建立相应的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在中央政策统一领导下，构建符合自己地区情况的对外直接投资管理体制框架。其次，在阐明国际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发展趋势以及中国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的发展状况之后，建议建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责权限制度、职责权限的政策化和法律化制度、职责权限调整的民主化制度、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制度、建立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间的合作制度等。最后，在分析协调沟通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和政府协调沟通的发展趋势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创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政府协调沟通机制，如：建立互惠互利的利益调节机制、建立高效的问题磋商机制、建立合理有效的权力调控机制和建立平等互信的政府部门间以及国际间政府的对话机制。
第三，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需要建立政府信息咨询服务体系，在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和信息开发利用政策等方面，发挥优势、整合资源、借鉴国际经验，充分利用各种渠道，有效利用和开发政府信息资源，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国内外最新信息服务。具体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论述。一方面，说明市场本身无法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得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政府的职责，并总结政府为企业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方式和内容，为政府提供企业信息咨询服务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在论述美国政府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的同时，深刻分析中国政府电子政务的管理体制现状，提出完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的管理体制，具体包括在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下设立信息咨询服务中心，该中心同时在国务院信息化领导小组统一部署下工作；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下设的五个分会，根据分工履行收集相关资料的责任，并把收集到的资料传送到对外直接投资委员会下设的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由该中心把现有分散的信息服务整；各地方对外直接投资委员提供突出所属地方和国别城市特色的资料，并且联网统一服务。另外需要建立一些制度，如：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共享制度、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咨询服务管理制度等。此外，在分析国际政府信息开发利用政策和中国政府信息开发利用政策情况下，建议制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信息开发利用政策，具体包括：扶持多元化信息服务主体政策、维护信息服务竞争秩序政策、监管信息服务效果政策等。同时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政府信息资源的商业性开发利用政策的要点以及政府信息开发利用重点需要扶植和培育的三
通过对海外直接投资与政府服务的研究，本文达到了三个研究目的。一是尝试性地研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政府为超越本国的经济活动——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服务的实践，为进一步研究政府的“国际化”服务提供理论基础。二是分析西方国家政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提供服务的做法，在借鉴其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实际，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对外直接投资的政府服务思路，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三是通过对海外直接投资与政府服务的研究，构建了一个能够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政府服务体系，为今后专家学者研究其他经济领域的政府服务提供了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