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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导向战略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中国快速的出口扩张不仅仅是来自于以FDI形式进入的外资企业的推动作用,近年来,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高速增长也成为中国出口扩张的重要拉动力量之一。然而,既有研究多数都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FDI以及外资企业对中国出口扩张的作用,而对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动因、出口行为以及出口“绩效”等等一系列相关问题很少关注。因此,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及其背后的动因和机制似乎是一个“谜”,是一个“黑箱”,迫切处于深入研究和发现的状态。
本文把研究的视角聚焦于与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密切相关的三个重要方面问题,这就是:第一,什么是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识别出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是解开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之谜的基础；第二,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的决定因素固然与中国自身的劳动力禀赋条件等因素相关,但是,仅仅从劳动力禀赋条件出发并不能全面解释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之谜,相反,考虑到中国本土企业所处的现实转型背景以及依靠承接发达国家的外包转移加入国际出口市场的双重背景,我们认为,着重探讨制度和外包这两个重要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可能具有的“特殊”作用,应该是揭开中国本土企业出口扩张之谜的关键之一；第三,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快速的出口扩张对中国本土企业造成了怎么样的影响?我们的研究重点放在出口对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理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判断出口导向战略能否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微观基础。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的相结合,我们的研究发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⑴从研究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的总体层面来看,我们的实证研究表明,产品供应链(外包)、企业规模、企业区位因素是影响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出口的决定性因素,而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资本密集度因素不是决定性影响因素。这就说明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竞争优势,主要还是来源于劳动力禀赋低成本优势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低端环节的国际代工和供应链因素的结合。需要特别考虑的是中国转型背景中的制度因素,对本土企业出口扩张可能具有的重要影响效应,分析表明,这种影响效应可能主要体现在对小规模企业出口的激励作用方面。
⑵从中国的经验事实出发,我们认识到,转型国家普遍存在社会信用体系缺失所导致的企业间货款拖欠,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所导致的企业间盛行的“技术模仿-套利-低成本竞争”行为这两个重要制度因素,对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扩张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我们的理论研究结果表明,技术能力较低(规模较小)企业偏好于代工或贴牌方式的出口加工贸易；技术能力较强(规模较大)企业倾向于选择自主构建品牌销售于国内或国外市场。且在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条件下,更多相对低技术能力(规模较小)企业“挤入”到代工或贴牌的出口加工贸易生产,相反,从事于构建自主品牌且销售于国内市场的高技术能力企业(大规模企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出”,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形下被完全挤出市场。进一步,基于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的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在制度越是完善的省份内,越是制度依赖性的行业越是具有较高的出口份额。这就为中国省际地区之间的制度差异是影响其出口差异关键因素的假说,提供了来自本土企业的行业层面的坚实微观证据。
⑶针对作为影响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外包,通过对中国乃至发展中国家中外包、技术转移乃至制度条件相互作用的一般特征的观察,我们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内部的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程度,是决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垂直外包活动中的技术转移,对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否具有促进作用的重要内在因素之一。这是与以往仅仅是从技术层面来关注该类问题的研究视角是极为不同。对于低模仿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处于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下游市场和处于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上游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一方面,高技术能力的本土企业首先获得外包机会,且接受技术转移,模仿企业退出均衡市场,另一方面,高技术能力本土企业通过外包活动及其依附于外包活动的技术转移,能够获取正的利润,从而具备一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对于高模仿类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处于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下游市场和处于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上游市场同时达到均衡状态时,一方面,接受外包和技术转移本土企业(高技术能力企业)与模仿本土企业“共存”于发展中国家上游市场,划分上游代工市场,另一方面,接受外包和技术转移的本土企业(高技术能力企业)与模仿的本土企业,皆无法获取正的利润,因此,极有可能造成发展中国家陷入失去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囚徒困境”博弈局面。相反,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不论是在作为代工方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低模仿类型,还是高模仿类型,都会随着发展中国家国内模仿系数的增加而利润增加。特别的是,相对于低模仿类型,当发展中国家为高模仿类型时,更有利于作为发包方的发达国家利益的获取。
⑷基于江苏省地区层面本土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指标而言,资本生产率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资本生产率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指标而言,资本-劳动比率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资本-劳动比率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各种生产率指标的关系,存在显著差异。其次,基于全国层面本土企业的实证研究表明,出口显著地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为“出口中学习”的理论假说提供了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而且,我们的实证结果也应该对Krugman于1993年提出的“东亚发展批判”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反驳经验证据；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仍然是我国本土制造业出口竞争优势的来源；在1999至2003年之间的样本观察期内,出口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是依靠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所获得,而有可能是来自企业生产工艺流程与组织管理方式的改善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如管制的放松、要素或金融资源的更容易获取)的改进所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