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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同性恋书写以对人性奥秘的探究为重点,从《金大奶奶》开始,到《树犹如此》暂时结束,形成了包括同性恋书写的诞生、发展到不断深化、完善的动态的同性恋书写体系,具有不容忽视的独特价值。《金大奶奶》、《玉卿嫂》中显示出来的同性恋书写并不是白先勇的自觉追求,而是白先勇自身特殊的性向形态不自觉的流露,这使得白先勇这一时期的同性恋书写呈现出独特的风貌。从《月梦》、《孤恋花》等作品开始,白先勇的同性恋书写开始进入自觉追求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的同性恋书写不仅从隐性层面逐步上升到显性层面,而且改变了前一时期同性恋书写在作品中处于附属地位的现象,同性恋书写成为了作品的主体。白先勇通过这些作品深入到了同性恋者的精神世界,并初次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同性恋现象的成因做了探究,在对家庭社会的批判中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自觉思考;《藏在裤袋里的手》则开辟了同性恋书写的“中间地带”这一特殊领域。在《孽子》中,白先勇巧妙地设置了象征性的父子矛盾交锋框架,在放逐与回归之间探讨了孽子们的悲剧命运和特殊的心理结构,展示了在放逐与回归路上,父子多方面的绝望与痛苦,揭示了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社会与同性恋群体对立的事实,比较全面地表达了对同性恋问题的认识与理解,对传统的性道德观提出了质疑,试图用“人道”的性道德观为同性恋群体“正名”。在《Tea for two》、《Danny boy》两部作品中,白先勇将艾滋病引进到同性恋书写中,对同性恋题材有所拓展,对同性恋者在新的情况下所面临的困境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树犹如此》通过对自己和王国祥深情厚谊的披露,用实际行动为同性恋者树立了榜样,《写给阿青的一封信》则以“过来人”的姿态,用切身感受和宝贵经验为同性恋群体中的迷茫者指明了前行的道路,白先勇的努力继续围绕为同性恋群体“正名”这个中心而展开,但令人遗憾的是,白先勇这一时期的同性恋书写在故事情节、场景描写、故事结构等方面出现了不断重复的弊病,影响了作品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