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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国际政治领域中流行的一个观点是把意识形态当作“假象”、“招牌”、“偏见”之类的东西。在冷战期间，意识形态又成了区分当时的两大阵营的根本性标识。许多人不无道理地认为，所谓冷战，实际上就是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冷战结束以后，西方学者吹嘘意识形态已经终结。事实果真如此吗?事实上，作为一种世界观、方法论，意识形态为一国外交政策提供一种价值尺度和辩护体系，它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将长期发挥作用。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H·亨特所言，“这个题目太重要了，不容受到忽视，就好像一个病魔缠身，郁郁寡欢的亲戚，理所应当地要求我们给以关注，而我们过去对他的要求给予的满足太少，甚至敷衍了事”。 然而，在冷战后，国内一些学者主张：在国际社会生活中，各国都应该放弃意识形态，回到国家利益上来。由此，又引出了国际政治领域中频繁讨论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国家利益。在民族国家占主导的国际社会里，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政策的永恒出发点。究竟什么是国家利益?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美国在中东、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在巴尔干、在东欧到底有哪些利益?它为什么那么执着地输出其价值观?又那么执着地支持和策动所谓的“颜色革命”?美国还不时地鼓吹“中国威胁论”，其原因又何在? 显然，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价值观，即与美国的意识形态有关。就目前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而言，不少学者对特定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但对总体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论述的则比较少。本文试图对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进行比较系统的探讨。与此同时，结合历史资料，进行分析、归纳，以求在捉摸不定的二者关系中找到某些相对稳定的、有规律性的东西。本文由导论、正文、结论三部分组成，其中正文分为四章： 导论部分，首先指出了进行这个问题研究的意义，并进一步对国内外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介绍，最后点明了本文试图突破的地方。 第一章“意识形态”。从法国哲学家德斯特·德·特拉西把“意识形态”概念引入西方思想史作为起点，综述意识形态在思想史上的发展脉络。特拉西之后，一直到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发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学说开始发展，意识形态概念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马克思、恩格斯主要是在否定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