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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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系列正当防卫类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并为广大学者所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总结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唯结果论”倾向。基于此情况,有必要通过实证方法对近年来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要件的认定路径进行研究,并将当前司法实践判断路径与学理进行比对,以得出其两者是否存在偏差以及存在何种偏差,这是对当前司法实践进行纠偏的重要前提。此外,为了更好地引导司法机关恰当处理正当防卫类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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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系列正当防卫类案件进入公众视野并为广大学者所研究和讨论,有学者总结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唯结果论”倾向。基于此情况,有必要通过实证方法对近年来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要件的认定路径进行研究,并将当前司法实践判断路径与学理进行比对,以得出其两者是否存在偏差以及存在何种偏差,这是对当前司法实践进行纠偏的重要前提。此外,为了更好地引导司法机关恰当处理正当防卫类案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2018年底发布指导案例。这类具有导向性的政策风向发布以后,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判断路径在此前后是否发生了变迁以及发生了何种变迁,这是本文研究的第二个问题。基于上述两个问题的提出,本文致力于通过定性比较分析法,以年度为单位收集2017年以及2019年所有法院以及检察院公开的案例并进行研究,以得到近年来司法实践是如何对防卫限度要件进行考量,并且对比2017年以及2019年的研究结果以查证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认定是否存在变迁过程。变量的选取方面,将防卫限度要件拆分为四个小的维度进行研究,分别为“双方人数对比”、“侵害行为严重侵害生命健康”、“防卫行为激烈”以及“防卫结果”四个具体变量。并通过公开的法律文书进行定性比较分析。2017年度的实证结果显示:该年度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认定仅需“防卫行为导致重伤死亡”即可完成,而无论侵害人与防卫人人数是否悬殊巨大、防卫人防卫是否激烈等其他三项变量如何。这项实证结果也指明了一个问题:司法实践对防卫限度的认定,如果过高地将权重赋予给了防卫结果,那其他条件变量则相对来说会变得渺小甚至于被忽略,此即为“唯结果论”的症结所在。2019年度的实证结果显示:防卫行为导致重伤死亡的情形单独出现并不会导致被认定为防卫过当,还需要与“防卫激烈”条件同时出现,这表明该年度司法实践在认定防卫限度的过程中,不仅仅只考量防卫结果,而开始综合考量防卫行为是否激烈这个条件变量,这是破除“唯结果论”的有利趋势和变迁过程。在未来正当防卫司法实践的纠偏中,建议还需更加重视双方人数对比以及侵害行为严重侵害生命健康两个因素,将其进行客观的评价并纳入防卫限度的考量中。此外,从案件数据角度来看,法院的认定路径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检察机关则对司法实践的纠偏发挥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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