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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是福建省第一侨乡，华侨人数约占全省的四分之三。不仅如此，泉州还是将近一半台湾同胞的祖籍地。时至今日，泉州发展的一大动力依旧来自海外，泉州与海外世界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本文通过考察宋元以来泉州湾的地域社会与海外拓展，探讨中国传统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海洋文明的传承机制。全文分为七章，约20万字。
泉州湾地区背山面海、土地贫瘠，一年两次季风利于北上和南下的航行，当地土著居民是善舟楫、“以海为田”的闽越族。在唐宋时的泉州，闽越族的遗裔蛋民被称为“白水郎”，被视为“夷户”，分布在晋江流域和泉州湾的海岸线上。北宋初期在泉州设立市舶司，其地位超越了广州港，土著居民在发展海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泉州平原的开发和海外贸易带来的财富积累，大面积的水利工程改变了晋江南岸原来的生态环境，一些水上居民陆续登陆上岸，有的甚至发展成强宗大族。本地的土著族群、外来的农业移民和来自海外的番商，一起造就了宋元泉州港的黄金时代，再度强化了泉州的海洋商业传统。
在明初海禁政策的影响下，泉州港的海外贸易趋于衰落。明王朝通过建立里甲制度、卫所制度等手段，试图控制基层社会和海岸线，压制民间的海上活动。明中期后里甲解体，强宗大族通过地方治安和教化制度控制社会资源，卫所军士监守自盗参与走私贸易，泉州湾地区的私人海上活动再度蓬勃发展。在倭乱盛行时期，泉州湾居民建立了乡族武装，促成了基层社会的军事化，这是明末海盗猖獗与清代分类械斗盛行的重要原因。清初实行的迁界和海禁政策，将大批沿海居民逼向台湾和东南亚，而清廷对海外贸易的控制和对海外华侨的迫害，也未能阻止泉州人继续走向海外。日益增长的人口压力和生态危机，迫使当地的所有族群突破国家的控制和社区的边界，转向海外拓展的生计模式。
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权，不仅未能扼杀泉州的海洋传统，也未能控制泉州的基层社会。明代普遍发展的家族组织，构成了泉州社会控制的基本单位，地方公共事务一般都在家族内部自行解决，或是由若干家族组成的地域联盟共同办理。在清末的都蔡冤分类械斗中，可以看到以社区神庙为中心的地域联盟，其基本成员都是聚族而居的村落。基层社会的自我控制形式，深刻地影响了泉州人的海外拓展活动。家族与地域联盟是海上活动的主要组织资源，为海外拓展提供了人员、资金和社会关系。从外地商埠和华侨社区的会馆、公司等组织中可以发现，其组织方式与故乡的基层社会组织是一脉相承的。
大航海时代为泉州人提供了新的商机，泉州人的海外贸易因而成为东亚、欧洲、美洲大三角贸易的重要一环。在中国大陆沿岸、台湾和东南亚各地，泉州人建立了庞大的商业网络，同时也广泛参与海外殖民地的开发和种植园生产。历代居留于海外的泉州人，并未因国家政权的压制而与故乡隔绝，他们依旧与故乡保持着密切联系，分享共同的社会生活。十九世纪后期，由于华侨身份的合法化，泉州迅速形成了侨乡社会，海外华侨积极参与了泉州的现代化历程，抵御了现代国家政权和主流意识形态的侵蚀，维系了富有地方特色的社会文化传统。
海洋传统造就了泉州地域社会的流动性，泉州史的边界随着其社会成员的脚步而不断向外拓展，历史研究的视野不应被行政区划所限制。泉州人在刺桐港衰落后的几百年中，足迹遍及中国海和东南亚海域，来自海外的财富支撑了泉州的社会经济。因此，宋元以后的泉州并未走向衰落，泉州的海洋传统也并未因明清时期的海禁而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