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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公会制度是律师制度的核心内容，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是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晚清以降中国政府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结果。虽然律师公会制度本身是为了保障人权、抑制国家权力过度扩张，实现社会公平；但制度引进的直接动因却是收回领事裁判权。由于被赋予制度功能之外的使命，对民国律师公会制度产生了不良影响，使这一制度没有按照自身逻辑发展，而是成为国家富强、民族独立政策的工具，自始至终承受了不该承受之重，使律师公会制度应有功能没有得到发挥。 正因如此，律师公会制度在初建时虽然立法程序不够规范、制度体系不尽完善，但它在制度构建及运行机制方面反而与制度应有功能更接近。随着国家逐步修订和完善，尽管在立法程序方面更规范，却逐渐远离了制度功能本身。但无论如何，律师公会制度的组织机构与运行机制始终保持着民主议事的方式，无论是会长制、委员会制还是理事会制。由于法律上规定会长制，上海律师公会实行委员会制一直处于“非法”、“暂时”状态，但在律师公会领导机构实行无薪俸义务职务的背景下，委员会制更适合民主代议制度。在会长制内部矛盾重重，会务废弛的情形下，委员制显示了它的比较优势，得以最终保持下来。抗战后期，第一次通过立法程序颁布的《律师法》中规定理事会制度，很大程度上与委员会制度的良性运行有关。尽管国家在律师公会制度设计上避免了组成全国性的律师组织与国家权力的对抗，但出于律师公会制度本身功能以及应对国家等侵权的需要，律师公会自发地联合起来，组织了全国性的律师公会联合组织，形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民间社会“压力团体”。 律师公会作为自由职业者群体组织，虽然由律师自发组建，但会员确是国家强制加入。由于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国家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对律师的国家与行业的双重监管，虽然国家起着主导作用，但律师公会的行业自治在实际运行中起着关键作用。尽管律师公会自治受到来自国家与社会多方面的掣肘，但律师公会在资格的认定、对违法违纪会员的处罚方面有着极大的自主空间，保证了律师公会的权威性。只是当律师公会自治受到国家的干预，其主动性、积极性有所减弱，导致对律师职业道德监管不力，律师声誉不佳。 由于民国时期处于军人专政、政治腐败、内忧外患、战争连绵、社会动荡的非常态时期，以保障人权为使命的律师，在执业中难免会遇到来自国家等方面的侵权，律师公会作为律师群体组织者自然肩负了维护律师权益、服务同业的使命。主要表现在对会员遭受侵权之救济，维护律师合法权益，捍卫律师业信誉，为律师执业创造条件，推动政府改善执业环境等。 尽管律师公会承担了多重使命，影响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但民国律师公会在保障人权主持社会正义方面仍然谱写了光辉的一页。除了敦促律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外，对社会弱势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