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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决策中的议题管理作为现代政府治理、社会整合和文明对话的重要手段，既是一个关乎善治、民主、和谐的观念系统，也是一种从属于公共决策、政治传播、公共关系的实践路径。从实践层面看，议题管理被视为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公共决策中的“基本行为模式”;从理论层面看，西方议题管理思想的萌芽、发展和成熟已有数十年历史，形成了相对成熟的概念体系、研究方法体系和具有广泛适用性的学术范式。 在我国，“议题管理”尚未被明确纳入官方话语体系，而从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出发，着眼全球化时代发展大势，构建政府公共决策中的议题管理机制势在必行。从战略高度看，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培育现代公民社会、增强危机管理和突发事件应对能力、构建国家形象的需要;而在理论建设上，系统化的议题管理研究有助于丰富我国的政治传播思想，有助于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体系。 本文聚集于政府公共决策中的议题管理研究，试图在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视野下，实现三个学术“议题”的构建:一是议题管理思想史的梳理和批判，特别是对政府公共议题管理“元理由”的开掘;二是议题管理范式的归纳与创新，在清理传统范式——宣传范式、说服范式和双向开放范式的基础上，提出原创性的对话范式;三是在对话范式的本体论框架、认识论框架之下，发展出基于本土国情的政府公共议题管理的策略体系和实践路径。 在研究方法上，除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指导，以及一般意义上的文献分析方法、比较方法、个案分析方法外，本文为构建政府公共议题管理对话范式开展了专门性、大规模实证研究，以检验这一范式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假设。 在论文布局上，本文第一章主要界定政府公共决策与议题管理的基本问题。这一部分梳理了前人对议题管理的定义、类型、功能和方法的研究成果，介绍了政府公共决策中议题管理的意义、观念和实践模式，最后在统观的基础上，提出本文的核心论题之一:议题管理的“元理由”是什么? 第二章明确提出议题管理为对话而生，政府公共议题管理因社会对话而存在。这一“元理由”的开掘，始自对西方议题管理思想史的一项批判和两项考察:延续第一章对议题管理经典定义的批判——它们普遍缺少对议题管理在本体论层面的思考和建构;对自由主义和精英主义思想作为议题管理哲学传统的考察——矛盾的人类治理方式内在地要求对话;对20世纪中前期议题管理肇始之初“预设”理想的考察——理论先驱们试图设计一种“居间性”的社会协调机制，以克服民主政治、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的局限，以在各方认同中维系社会的整体性存在。 第三章探讨了政府公共决策中议题管理的三大传统范式——宣传范式、说服范式和双向开放范式。其中，宣传范式主要总结了其思想框架和动作模式，说服范式集中探讨了说服研究的“集成体系”——议题管理对麦奎尔说服矩阵的应用，双向开放范式重点阐述了议题管理的“系统开放”、“动态平衡”、“相互依存”等价值信念。双向开放范式的对话主张已经明晰，却失之于理想主义，特别是忽略了议题管理中的权力博弈和利益冲突问题。 第四章提出了笔者构建的政府公共议题管理对话范式。由宣传而至说服，进而转向双向均衡，传统议题管理范式的演变是一个对话观念日渐伸张的过程。本章首先考察了构建对话范式的思想前提、时代需求和理论储备，进而导入哲学领域的“事实与价值二分法”，在“二分法模型”的基础上，系统阐发了对话范式的基本假设、理论框架和实践路径。 第五章深入论证政府公共议题管理对话范式的理论谱系。本章前两部分分别介绍了对话范式事实维度和价值维度的一级、二级和三级路径，最后一部分对这一范式可能遭遇的批评做出了回应。这一部分应用了前述专题实证研究的大量成果，并系统导入了“北京奥运会与政府公共议题管理”个案。 第六章旨在考察政府公共议题管理的中介效果和终端效果:意见领袖与人际网络。本章在总结前人有关“多级传播”与传播效果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见领袖的四种作用机制，并论述了群体内部和群体之间的议程设置和议题管理效果。 论文结语部分对全文观点进行了必要的总结，对政府公共决策中议题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理论研究方向做出了预测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