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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治安管理处罚法》）于2006年施行，其与《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历史交接顺应了人权保障的发展潮流，体现了人权理念和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原则，为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事业的发展，该法正面临着诸多挑战。该法已经颁行了七年，这七年也是依法行政深入推进，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七年，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期，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阳光政府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立法过程公民参与的方式和范围有了巨大改变，法律的地气更足，操作性更强，适用性更高，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法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同时，这七年也是社会经济科技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改革的攻坚期，很多社会矛盾逐渐显现。改革的代价正在从不同程度、不同领域、不同人群中显现出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民众不满情绪增加，公民对公权力的信任产生危机，这些都是制定《治安管理处罚法》不曾遇到的情况。在新时期，信息技术革新扑面而来，如何惩治网络谣言，打击利用技术革命而进化违法方式的行为，如何利用好技术革新带来的效率和便捷，都是《治安管理处罚法》需要应对的挑战。新一届政府组建后，法治理念更加得到重视，劳动教养制度可能会面临改革，如何改变治安管理处罚对劳动教养的依赖，也是需要研究的课题。该法在与相关部门法的衔接、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规制警察权力、适应时代变革等方面还存在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立法。在与相关法律的衔接上，首要的是与《刑法》的衔接，《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在非罪的界限之下对治安管理违法行为进行惩处，其处罚措施、处置程序等方面应该与《刑法》做到有效衔接和协调。与《刑法》总则相比，《治安管理处罚法》缺少犯罪的预备、未遂和中止情形的规定，缺少阻却事由的规定，缺少对主观方面区别对待的规定。在适用范围上。规定较刑法不够全面，《治安管理处罚法》明显单薄很多，导致很多案件的管辖困惑，还有就是法律条文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形，法条竞合下如何实施，需要立法者做好解释，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权威和公平。在与《行政处罚法》的关系上，在当场处罚数额等规定上是冲突的，还有就是《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听证权利上与《行政处罚法》衔接空白。在与《行政强制法》的关系上，一是关于扣押决定书的制作问题，二是对如期不缴纳罚款的规定上，公安机关虽无法定的强制权，但却存在事实的“强制权”。与新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关系问题上，2012年的新刑诉法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既注意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又注意对刑事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在证据制度和调查制度上与之看齐。在落实本法的法律原则问题上，主要是缺少行为与处罚法定原则，公开和公正原则、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原则在法条规定中体现的并不多，有些只停留在倡导性的层面，缺乏有效机制保障和激励其落实，在现实的执法中也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制警察权力方面尚存在缺憾，警察权与公民权是对立统一的，在法治环境下有着此消彼长的关系，需要对警察权进行科学合理的控制。主要存在的问题是自由裁量权过大，这既包括罚与不罚的裁量、罚轻罚重的裁量，也包括对事实性质认定的自由裁量。在程序上的规制权力缺憾主要是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权利的保障不健全，并没有赋予他们相应的监督权，对违反法定程序的警察没有规定法律责任,导致程序控权有缺失。执法监督及当事人权利救济存在不足，没有规定被侵害人权利的救济。下一步，《治安管理处罚法》应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下准确定位，在平衡警察权力和公民权利上完善制度，提高适应科技进步和时代变革的能力，转变执法理念，增强执法水平，以此推进法治政府、法治中国的早日建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