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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观念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层面的转换,是原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切换,译作必须要忠实于原文,译者没有自主性,所以译者的地位也长期得不到肯定,翻译者往往被比喻为戴着枷锁的舞者。自7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开始出现了‘文化转向’,首先提出该理论的是比利时学者J.Holmes。他在‘翻译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中首次使用了此概念,从此将翻译的研究拉向了更广阔的空间,一大批的学者为这个理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有佐哈(Zoha)的多元系统理论,有操纵学派代表勒菲维尔(Lefevere)的意识形态观和描述学派代表图里(Toury)的翻译规范理论。其中勒菲维尔的意识形态观是本论文要研究的重点。安德烈.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在他的《翻译、重写、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一书中得到了具体的阐述。在这本书中,他指出翻译实质上就是译者在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标准的影响下对原文信息的摆布和重写的过程。这种重写的目的是译者使翻译以特定的方式适应特定的时代的体现。这个理论的提出是翻译研究的一大突破,翻译被放在了特定的历史文化大背景下进行研究,突破了语言转换理论无法解释的一些翻译实例,比如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特定翻译策略的选定。中国自80年代以来在这个理论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著名的相关学者有王友贵﹑王东风﹑蒋骁华﹑孙艺风﹑王晓元等。中国翻译2003年第5期中有辟出专栏描写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在中国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本论文以安德烈.勒菲弗尔的重写理论为理论框架,以林纾先生所翻译的《黑奴吁天录》为主要的案例进行分析。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社会和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以及当时的主流诗学形式都会影响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选定。本论文通过理论描述和具体实例的分析,旨在论述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说明翻译是社会文化的产物,文本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译者并不是简单的作品复制者,译者具有主观能动性,译作的文学价值和社会影响不会输于甚至可能优于原作。同时,本论文还提出了翻译与意识形态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翻译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影响不是单向的,是互相作用的。从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来研究翻译是一个较新的视角,它摆脱了传统研究的句句对应翻译,翻译研究并不是再针对对与错,忠实与不忠实的问题,而是主要涉及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另外,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研究翻译也同时提高了译者的主体性意识,社会及译者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