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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浪漫派反讽概念为中心,从本体、主体、社会、历史、政治方面比较了青年卢卡奇与早期浪漫派的异同。浪漫派的反讽与卢卡奇的物化言论都在宣扬一种辩证法,这种辩证法存在强烈的主体性维度。主体的辩证存在表现为主体存在的悖论,主体欲统合世界而不得。为解决主体存在的这个悖论,浪漫派赋予主体两个鲜明的特质,一是强烈的非理性,二是将群体和人类看作自我个体,或者将自我个体看作群体和人类。反讽主体的这两个特质被浪漫派合一到天才身上,而青年卢卡奇则进一步将天才理解为无产阶级主体。用这种浪漫化的主体体验社会历史,则凸显出调节性理想的先验维度。他们从调节性理想中感受到无限完满的统一性和总体。以这种完满的总体反观现实社会中的缺憾,形成社会批判的维度;将无限完满的调节性理想赋予历史的起点和终点,则形成“总体——分裂——回归总体”的历史三阶段论。青年卢卡奇同浪漫派一样,因为凸显出这种历史观中“人的总体性”、“历史进程的无限性”和“非理性”,而与黑格尔的历史观拉开了距离。然而,这一切弥合主客悖论,达到总体统一的步骤都是在主体内在的思想中进行的。当这种内在的思想外化为现实的政治实践时,浪漫派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难。美好的想象要么不可践行,要么以失败告终。青年卢卡奇将浪漫派政治实践的失败归咎于浪漫主体客体化的力度不够,因而欲求通过更为积极的主体力量来统合客体和整个世界。不过卢卡奇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主体对无限完满的诉求始终遭遇自己的边界和极限,主体存在的悖论在现实中始终处于不可解决的状态。主体存在的悖论在经验现实中具体表现为活生生的人生存的悖论,它作为否定性的力量或让人危险的陷入生存无意义和虚无主义之中。因此如何应对人生存的悖论成为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对此,浪漫主义给我们的启示有二。其一,反讽让人意识到主体悖论在经验现实中的不可解决性,因此人必须对自我有所约束,将浪漫情怀约束在私人空间内;其二,浪漫化又让人意识到处于悖论中的经验主体与先验的完满相关联和转化,因此人可以树立调节性的理想,以对抗生存的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