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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深入推进，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城镇中去。在这一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增大。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如何在经济增速放缓背景下继续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必须破解的一个重大课题。已有研究业已表明非农收入已经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学术界也围绕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户非农收入的关系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但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三个维度深入剖析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非农收入影响仍然非常重要。因而，本文基于全国有代表性的随机抽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研究农村劳动力转移三个维度对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本文从理论上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及农户非农收入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户非农收入”的理论分析框架。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的加深，农户投入在非农产业上的劳动力也随之增加，非纯转移农户在逐渐离农转变成纯转移农户后，农户非农收入水平也会大幅度提高。外出劳动力的边际劳动报酬率要高于非外出劳动力，而且他们的转移还会对家庭中其他劳动力的劳动报酬率的提高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有利于农户非农收入的提高。相较于未转移的劳动力，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程度一般较高，接受先进知识与技术的能力较强。当这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后，将获得较高的非农收入。因而，农村劳动力在外工作时间越长、家庭转移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率就越高，即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正向影响农户非农收入。 基于江苏、四川、陕西、吉林、河北五省随机抽样的农户调查数据，对农户非农收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区域差异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研究发现:江苏省农户非农收入最高，陕西省农户非农收入最低，农户非农收入区域差异显著。江苏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最低，而陕西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则较高，可能是由于江苏当地乡镇企业较多，所以农民大多选择在本地打工，完全转移的农户较少;而陕西当地就业机会少，农村劳动力大多外出务工，完全转移的农户较多;还发现除江苏以外，其余四省及全部样本均为纯转移农户的非农收入高于非纯转移农户。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多以本地转移为主，且主要在村内从事非农工作，可能的原因:一是农村劳动力受“故土难离”文化传统影响且就地转移方便回家照顾老人和孩子;二是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市场也在不断壮大，为农民提供了许多的本地就业岗位;三是受户籍制度等政策影响，进城打工的农民难以适应城市生活，这使得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在一定程度受到了抑制。各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差异较大，江苏和四川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均较高，但吉林和陕西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水平则偏低，结合农户非农收入水平来看，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高的农户，农户非农收入一般也较高。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实证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农村劳动力转移空间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三个变量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非农收入，即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越深，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率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越大，则农户非农收入越高;教育和培训等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户非农收入有正向影响;人均耕地面积越小，农户人均非农收入越高。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的政策启示是:第一，要优化当地发展环境和产业结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程度。对于东部沿海等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比例高的地区，既要优化乡镇和县城的产业发展环境，大力发展当地的民营经济，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当地就业岗位;又要在推动生产环节专业化的同时，促进农业与第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在产业提质增效的过程中促进农民增收。第二，要推动进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提高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率。对于中西部等有大量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的欠发达地区，要积极进行户籍制度和移民管理制度创新，加快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效降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使农村劳动力稳定持续地向异地转移。第三，要发展农村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强度。政府应增加农村基础教育投资，提高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对农村劳动力进行有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力;进一步加大农村劳动力科技培训的实施力度，组织实施好新型农民科技培训项目，实现已转移劳动力在城镇的持续稳定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