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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既古老又现代。说它古老,是因为自人类经济活动产生后,就随之产生了经济伦理问题;说它现代,是因为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变革,经济伦理呈现出了新的特征:经济活动主体的组织伦理化和资本的文明化形成了企业责任的社会伦理转向。
企业社会责任是20世纪中期以来,凸显于经济学、法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领域的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也是当今社会减缓企业与社会诸多利益主体的矛盾冲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构筑和谐社会的关键领域。
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不囿于经验层面的一般描述、归纳和概括,而是注重对问题论域的哲学分析;不单从经济学的视阈立论观点,而且注重从文化学、伦理学的视角进行溯源;对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问题,不止是把脉和解构,更在于应对与建构。
本文共有七章。主要框架结构和研究内容如下:
第一章,从企业自身、社会文化和市民社会三个维度,系统阐述企业社会责任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绝不是一个偶发的企业伦理倡导,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要求,是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深刻变化的诸多因素,共同催生的一种现代企业经营伦理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何以兴起的解读,目前学界多从现代公司的股权分离、企业权力与责任对等以及社会契约论的视阈进行探源,对社会伦理文化的价值先导作用存在着忽视之嫌。事实上,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生和发展,既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社会作用彰显的必然,也是社会文化滋养的结果。人类对社会认识的逐渐深化,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具有统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产物。有鉴于此,本文对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条件分析,没有局限在单纯的经济学框架中,而是立足于经济哲学的视阈,探究其兴起的文化致因,即经济学对企业性质的社会学思考、经济与道德价值无涉论的逆转、环境伦理的价值诉求、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分担理念,无不催生了企业伦理责任的社会意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生以及成为一种明确的社会意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市民社会所形成的社会力量与企业互动的结果,即消费者运动、劳工运动、环境保护运动直接提升了社会组织和个体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第二章,从经济学、法学和伦理学的视阈,系统地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当性。虽然目前企业社会责任已为人们所共识并成为一项全球性的改善社会的运动,但企业何以有社会责任的价值理由的学理性分析,还较为薄弱,需要进行全面的疏理与条陈。本文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合理性的论证,除了运用企业契约论的利益相关者理论、权力与义务统一理论外,还坚持历史唯物史观,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资本增殖的道德向度,阐明资本的守德增殖性是市场经济规律运行逻辑的合理谋利方式,指出资本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别。增殖谋利是资本普存于任何社会的普遍性,而谋利方式的不同道德要求以及企业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结合度则是资本社会历史规定的特殊性,因此,承认资本的守德谋利的道德性,并不是否定了马克思对增长型资本主义时期“资本”所表现出的不道德性的描述和批判。基于社会经济发展价值观对企业经营观的影响,本文在区分物本经济发展观与人本经济发展观的基础上,阐述了人本经济发展观的人类价值对企业评价标准的变革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本文还从人性的精神特质、经济活动的人本目的性、经济活动方式的人道归属性、意志自由与责任的对应性,全面条陈了伦理学为企业社会责任提供的理论支撑。
第三章,从历史与现实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进行廓清,旨在正确理解和把握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在当代,尽管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无须多论的社会现象,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仍是纷争的焦点。为确保概念语义指向的明确,避免概念使用的含混,本文从三个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进行了廓清:一是沿着历史发展轨迹,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比较;二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演进过程中伴生的两个与之相关的概念即企业社会回应和企业社会表现进行辨识,阐明三者的关系;三是对企业社会责任与道德责任的概念进行辨析,指出厘清二者关系的价值和意义。为避免企业社会责任分层中出现的交叉问题,本文突破目前学界的一般分层法,即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法律责任、基本道德责任与慈善责任,而是立足于企业履责的实情及其社会责任的不同性质和程度,把企业社会责任分为分内的社会责任、战略性的社会责任与社会共享性的社会责任。基于企业界和学界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存在的两种置疑的极端观点：一是怀疑或否认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的道德性,二是怀疑或否认德性型企业社会责任存在的真实性,本文通过对道德、道德的超功利与功利、市场道德与社会道德的详尽分析,论证了功利型企业社会责任道德性的客观实在性,通过揭示“社会经济人”行为动机的多样性,立论了企业社会责任德性论的可能性及客观实在性,对功利型的企业社会责任与德性型的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比较,概述了功利与德性相结合型的企业社会责任的特质,描述了三种责任类型在我国存在样态的实情。
第四章,从正相关性与负相关性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在辨析短期成本核算的负担论与长期成本核算的增殖论的基础上,以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为模型,分别寻找社会责任与企业盈利的关联度。为了避免道德与盈利关系的笼统泛论,本文对道德与盈利的“互斥论”与“统一说”各自成立的条件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以破解企业社会责任的“负担论”与“增殖论”的矛盾现象。为切实反映当代社会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市场竞争力新标准的趋势,本文详尽地论述了企业核心竞争力由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而呈现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强烈诉求。运用经济学、公共关系学的相关理论,在逻辑和实践上,有针对性地阐明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信任资本和信誉资本的累积性。
第五章,运用反诘法,从企业自身、政府的政策变量、社会力量的博弈均衡的视阈,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了消解企业社会责任的滞障因素。虽然从学理的逻辑推论上,可以得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有利于企业的发展和赢利的结论,而且政府和民众也是如此的道德期待,但不可回避的现实是,有许多企业千方百计的逃避社会责任。为什么一些企业不愿履行社会责任或消极抵抗社会责任?客观上说,企业社会责任确实分摊了企业的经营成本,且履行社会责任的程度要以企业的实力为基础;主观上与企业管理层成员缺乏现代企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有关。市场经济社会的政府,虽不直接干预经济,但其政策变量对企业和民众的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导向性,而政府在企业社会责任中的“越位”与“缺位”、政府与企业社会责任分界的模糊性、政府介入方式的非恰当性以及政府执法的不到位所导致的法律惩治信用的缺乏,都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态度和行为。企业自觉守德的匮乏性表明,企业的社会责任需要社会力量的推进,而目前我国第三部门的社会组织博弈力的弱小、消费者货币投票道德考量的虚势以及社会传媒褒贬功能的弱化,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致因。
第六章,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球化态势和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不可推卸性两方面,系统地阐释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时代不可逆转性。从“企业生产守则”的自我规范到“SA8000责任标准”的认证直至“全球契约”的推广,不仅在不同方面推动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和行动,而且预示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人类商业文明的重要表现,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国科学发展观要求的生态文明、循环经济和以人为本,无不预示,企业在和谐社会建构的经济发展中,必不可免地要担当的环境责任和尊重劳工权益的人道责任。
第七章,从政府的适度监控、NGO的有效监督、传媒舆论评价的褒贬、消费者的维权四个方面,着力论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机制。在借鉴美国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建设经验基础上以及针对我国相关制度的缺位,对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法律制度、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制度和强化违法风险的惩罚制度的健全和完善问题提出了对策建议。从NGO在维护社会正义和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方面的社会功能,提出了发挥NGO对企业社会责任推动作用的具体方式,即发挥非政府组织社会动员的天然优势,搞好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教育;发挥非政府组织的项目管理的作用,为企业履行节能环保的社会责任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评价功能,遏制企业对社会责任的逃避。分析了传媒对公众的社会认知和判断、社会决策和行为、舆论引导方面的重要社会影响力,提出了发挥传媒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宣传和监督作用的途径,即发挥媒体的国家政策法规宣传者的作用,提高企业和社会成员的法律意识;发挥媒体的社会环境监察者的作用,严厉打击企业的违法背德行径;发挥媒体社会公器者的作用,维护受害者的权益。论述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与消费者权益的内在关联性,提出了发挥消费者的监察与维权而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的方法,即提高消费者的维权意识、发挥消费者协会的组织力量、拓宽消费者的维权渠道,以提高消费者对自身的生命、健康、权益的保护意识,从而对企业形成终端的履责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