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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试图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一些在国际社会处在相对边缘位置，大国地位存在疑问的国家，它们未必具备西方民主体制与政治文化传统，在实力中也处于劣势，却在国际人权规范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倡导人权规范建设的动机是什么，又如何实现这种诉求？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一方面是回应中国崛起中的现实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对国际人权规范建设既有研究的修正与拓展。有关国际人权规范建设已有的理论解释，无论来自何种流派，强调怎样的行为机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两种倾向。首先是“西方中心”的倾向，对人权规范体系自身的复杂性与内在矛盾认识不足，漠视非西方国家在规范建设中的主动性。其次是“大国中心”的偏见。学者一方面对弱势国家参与规范建设的积极性注意不够;另一方面也无法解释这些国家实现自身要求的行为机制。挑战这些偏见，本文将边缘大国对积极身份的追求同倡导人权规范建设的努力相联系，关注不同行为体间规范辩论的过程，从而提出一个新的有关国际人权规范建设的分析框架，厘清行为动机和影响成败的因素机制。 本文由理论建构、经验验证和政策分析三部分构成。在理论建构部分，文章首先重新梳理了国际规范变迁研究的理论基础，一方面，强调国际规范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和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强调行为体积极反思和改造自我的能力。以之为基础，本文构筑了一个动态研究框架，分析并回答了两个基本问题。首先，边缘大国建设国际人权规范的基本动机是什么？本文引入心理学的社会身份理论，强调边缘大国对自我积极身份的追求是其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动因。其次，边缘大国如何在国际社会中实现其规范建设诉求？本文认为，外交谈判特别是规范辩论过程中的正当性塑造是关键所在。边缘大国如果能够利用规范系统的复杂性将自身要求正当化，一方面吸引同情与支持，同时又对潜在的反对意见构成“话语压制”，将有助于实现自身诉求。 在经验验证部分，本文以案例研究为主，综合采用过程追踪和比较案例分析的方法，对日本在凡尔赛和会上提出“种族平等”议案，中国国民政府在联合国人权体系草创过程中的努力，以及欧共体在赫尔辛基欧安会进程中推动人权原则这三个重要事例进行了论述。通过过程追踪和求同比较的方法，验证边缘大国对于积极身份的追求是它们倡导人权规范的主要动机。通过过程追踪和求异比较，说明具体情境下正当化策略的成效是影响相关努力成败的关键。 在政策分析部分，本文将积极身份追求和合法化策略的分析框架应用于中国与国际人权规范互动的研究，强调中国在转变人权观念、参与国际人权机制方面的主动性，关注其中的身份追求与正当性塑造，展示了本文分析框架的应用价值。 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对于积极身份的追求是边缘大国推动人权规范建设的重要动机。正当化策略的成效是影响诉求成败的关键。无论在对动机还是成败机制的分析上，本文都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研究且更具普遍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