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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Joan Haste两个汉译本的对比研究为基础对后殖民主义译论进行了反思。后殖民主义译论作为一项反文化霸权运动，在当代翻译研究中占有重要一席。该译论是由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两个学科结合而成，主要探讨政治、经济等外在因素如何导致翻译过程中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不平等对话。其重要代表有斯皮瓦克、萨义德、韦努蒂和霍米巴巴等。斯皮瓦克对“属下”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她认为真正的“属下”不能言说。萨义德批评西方文化霸权，提出通过文学作品抵抗西方文化霸权。韦努蒂进一步提出在翻译过程中异化策略是有效的抵抗方式。霍米巴巴超越了传统的二元对立观，提出通过“杂合”两种文化使西方强国对自己感到不确定和陌生感，从而推翻权威。总之，后殖民主义译论提出弱势文化通过翻译抵制文化霸权，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文化理念。但是，基于其广泛而又复杂的研究领域，后殖民主义译论难免仍有许多不足之处。19世纪初叶，英国作家哈葛德的小说Jocm Haste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现象即是一个很好的明证。Joan Haste^1895年在英国出版后很快便传入中国，先后出现了1901年的包天笑译本和1905年的林纾译本。两个译本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其相似之处体现在：一、两个译本是处于同一时代背景，两位译者受到相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二、两个译本的语言都采用文言文；三、两个译本对原文都做出了删改。相比相似之处，二者的差异则更加突出：首先，两个译本的内容存在很大差异；其次，在写作技巧方面两个译本各不相同；最后，两个译本的语言风格不同。从这种对比研究的结果可以看出，后殖民主义译论存在着某些明显的缺陷：第一，利用两个译本中的翻译实例及中国的发展历程的启发，可以推翻斯皮瓦克的理念，再次证明“属下”其实可以言说；第二，两个译本展示了抵抗的积极意义，而萨义德将抵抗局限于文学作品中，忽略了在翻译研究中抵抗的重要意义。韦努蒂虽然探讨了翻译中的抵抗，却过多关注异化翻译策略，忽略了归化策略同样是行之有效的抵抗策略。此外，抵抗中应当提防“本土主义”；第三，两个翻译文本所具有的显著差异，充分证明了霍米巴巴的这一理论中所提出的“杂合”的尺度难以把握。总之，虽然目前后殖民主义译论是翻译界广为引用的理论，但考虑不慎或过度依赖都会影响对该理论的客观认识。本文通过深入分析，旨在证明反思后殖民主义译论的重要意义，并试图提醒译者谨慎运用后殖民主义译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