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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区域社会史为视角，以历史上的桂林府为主要研究区域(因为水系与交通之故，也涉及历史上柳州和平乐府的一部分)，在帝国的西南边略不断继承与变化的大背景下，以宋代以降这一区域内的动乱、族群问题和地域社会建构为切入点，研究国家与社会以及各族群之间的博弈、互动与固守的历史过程。所有这一切如何最终使桂林这么一个既边缘又中心的区域，在不断地大力塑造中心的同时，又不断向周边扩展，使广西更多的边陲地区纳入到国家体系之中，同时建构形成了桂林地区这种多元文化、多元族群关系的格局。
桂林自从宋代皇祐五年以后逐渐掌握了在帝国西南的军政主动权。第一章即从当时帝国西南边疆局势、桂林所处的自然地理和战略地位来阐述宋朝的边略意图，并由此造成桂林在建置、经济与文化上的一系列变化，尤其关注边臣对族群问题和桂林地方传统的态度和行动。宋代在桂林经营的过程是一个全面试验的过程，对族群和地方传统怀柔多于改造，其所造就的族群关系与元代以后不同。第二章讲述元代和明初在桂林的治理。自元代起，帝国在西南造就了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在对外扩张的同时，加紧控制内部，所以在各地大搞屯田和加强军事震慑，由此形成新的族群关系，包括“僮”的逐渐兴起。但就其边略而言，似乎长时间内对桂林有忽视的倾向，直到元末才又回归到宋代后期的局面。就桂林在西南的地位而言，明初与元末一脉相承的地方，明代在桂林设立靖江王府，实际上即视桂林为西南经略主要阵地之一，这种情况也是由于明初要大力改造西南内部深层问题而决定的，这时的广西和桂林是帝国进退可据的桥头堡。但也有所不同，即明初大力控制土司和实施里甲，由此造成更多的族群和社会问题，从而为明中期以后的一连串动乱埋下了伏笔。第三章即重点分析明中期以后发生在桂林周边的众多所谓“瑶僮”之乱问题，如古田僮乱、府江僮乱等等，其产生的原因复杂，大致与明初在这些地区设置里甲制度从而引起新的族群矛盾如田土之争有关，这与学界以往观点不同。动乱的解决牵涉到机构之间、地域之间、桂林地位等诸多因素，可以很好地观察明代的西南边略和民族政策。动乱的善后也进一步改变了地方社会。第四章介绍明清之际桂林地位的重塑、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区域内部移民和族群的变动问题，主要是观察明清的延续性问题，以及这一时期的某些特殊事件给桂林地域社会带来的影响。第五章论述清代乾嘉以后的桂林社会，基本上是以共时研究的方式分别介绍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和族群问题，但所有这一切必须放到桂林在西南经略的地位逐渐下降这一大背景下来考察，所以其中很多行为反映了桂林内部的常规治理过程，如何使桂林形成了文化多元又特别展示主流文化的性格，各族群也因此受到日益强势的桂林文化的影响，以及外来族群与自身发展的挑战，形成了一些新的关系和秩序。
全文结语部分希望归纳所谓的多重性格和多途建构的桂林并与传统地方民族史以及西南边略研究史对话。桂林的形像、发展、文化、族群等等问题既是内部发展的必然，又深受各时期帝国边略的影响。要理解桂林，必须从多重关系如帝国和边疆、两广之间、民户与瑶僮之间、广西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去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