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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人类社会的金融发展历程中，金融危机以各种形式不断出现，并且呈现出频率逐渐加快、危害逐步扩大的趋势。每次金融危机爆发，这一领域的研究都会掀起新一轮的关注和研究热潮，可以说对各种形式危机的研究是金融领域里一个永恒的话题。与广大制造业和商业企业不同，金融企业的运转是依靠买卖金融资产来完成的。金融资产不具备实物形态，所谓的金融资产归根结底是一份份的金融契约。对金融契约的研究有助于金融企业了解金融资产的收益风险特征，而后进行投资决策，这也是本文选择从契约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原因之一。另外，金融市场风险的各种度量指标（如VaR等）主要依靠历史数据，在诸如信用危机等极端的市场波动背景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而契约的研究手段则更注重基础理论的构建，不受数据限制。本文在信用危机的背景下，分别建立了基于道德风险的静态金融契约模型和长期金融契约模型，分析了契约的特征和信用危机对契约的影响。论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及结论如下: 1.研究了银行间贷款交易的静态金融契约，通过建立静态激励模型发现:在道德风险和有限责任条件下，由于银行间信贷的激励模型增加了新的约束条件，债务资产（贷款）的出售方将会面临到两种不同水平的新型租金。不同租金的债务资产受危机影响程度不同，租金本身对信用风险的冲击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债务资产的收购方融资购贷时受危机的影响大于使用自有资金时所受影响。 2.研究了政府救助行为对金融企业收入的影响，通过建立静态金融契约模型发现:政府把金融企业现有资产置换成低风险资产极有可能导致企业收入的下降，只有当新资产承受的单位风险所获收益高于原资产的时候企业收入才可能不下降甚至上升。因此夏普比率是选择新资产时可以使用的一种非常合适的指标，当新资产的夏普比率超过原资产该比率一定倍数时，金融企业的收入有可能增加。这一目标虽然很难，但并非完全不能实现，国债就是一种可以使金融企业增收的低风险资产。 3.研究了长期金融契约的重复道德风险问题，应用跨期选择理论并使用拟双曲线函数作为贴现函数，分别建立了有限期和无限期的长期契约模型，研究发现:使用拟双曲线贴现函数不改变长期契约的“记忆性”，对于代理人而言，目前的高产出不仅会带来现阶段的高回报，还将使后续阶段继续受益。使用拟双曲线贴现函数改变了长期契约各阶段之间的鞅性质，对于委托人而言，需要针对贴现函数的不同改变激励计划。不同于劳动契约，为了反应收益率曲线向上的形态，金融契约中拟双曲线参数的取值区域将发生改变，但对契约的动态性不构成影响。信用危机不会影响长期契约的记忆性，但是会改变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鞅性质，随危机严重程度的加深，委托人应逐步提高第一阶段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