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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五四”加以联系似乎是最为合理的。而谈到延安文艺,若将这一时期的文学与现代性加以联系,这样的做法必定是会为时下的许多学者所不解甚至是不齿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多数人都习惯于用西方的现代性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文学,他们认识到了“现代性”这一概念的“外来性”,却没有看到这一概念在到达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所产生的“变异性”。本文,笔者拟重返延安文艺的历史现场,从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两大方面来阐释延安文艺的现代性内涵。就创作理论而言,《讲话》作为延安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艺创作理论文献,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讲,都可堪称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标识。但长期以来,因为对《讲话》中所提出的“政治标准”问题和“工农兵方向”问题的简单、直观的解读和运作,使得文艺界对《讲话》精神的理解和具体运用都存在一定的偏差和不足。因此,在本文的第一部分,笔者拟在重返《讲话》文本现场的情况下进入其话语系统,从《讲话》被误读最深的“工农兵方向”问题和“政治标准”问题入手,观察并阐释《讲话》精神的现代性。笔者认为,《讲话》中的这两个问题,其视野和最终落脚点恰恰都在人民群众上。毛泽东同志讲的文艺要面向工农兵,其内在地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问题,即“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这是对“五四”新文学以来一直备受关注并试图解决但却始终悬而未决的文艺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的进一步思考和探索。而“政治标准第一”的问题,且不说其表述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的表述,就其本身的内涵来讲,毛泽东所讲的“政治标准”问题实则是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相关的,其视野仍在人民大众。这种以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根本的思想,我们不能不说它不具有现代性的内涵。在整个延安文艺的创作过程中,有两类文学体裁的成就是最高的：一类是小说,一类是戏剧。戏剧方面,自不用说,《白毛女》无疑代表着解放区戏剧的最高成就,而在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两位作家：一位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赵树理,一位是从国统区进入到解放区的知识分子作家丁玲。因此,从本文的第二章开始,笔者分列三章,从创作实践方面试论延安文艺的现代性内涵。启蒙精神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最集中体现,它不仅存在于“五四”时期,同样也存在于延安时期。在赵树理所处的40年代,因为濒临亡国的特殊背景,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空前高涨。这种高涨的社会担当意识,表现在文学作品中,便是与“五四”具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启蒙精神。在本文的第二部分,笔者正是从这一角度,包括启蒙的内容和形式两大方面来论述赵树理小说的现代性内涵的。在本文的第三部分,笔者主要从丁玲解放区小说的时代敏感性和妇女解放意识这两个方面来论述丁玲这一时期创作的现代性内涵。最后一部分,笔者从歌剧《白毛女》的形成经过入手,试图从其对民间资源的利用和挖掘以及其“土洋结合”的表现手法这两方面来找寻其所具有的现代性阐释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