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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共分为"导论"、"上编"和"下编"三部分.导论部分对文艺民族性问题产生的历史与文化语境、文论民族性与现代性及民族主义思想的关系、中西方文艺理论界对民族性文论研究的历史参照与理论要点作了扼要梳理,并说明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上编是对文论民族性发展历史形态的观察,以各个历史阶段文论发展的主要问题为中心,阐述该阶段文论民族性所呈现的历史样态,总结经验和教训.为便于作历史的观察,该文从两个方面观察和运用"民族性"概念:一是观念层面的美善中和,即审美与功利观念的统一,它本身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道融合的结果,并积淀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层的内核,是中国文学理论追求的最高境界,一直左右着中国文学与文论的发展方向与本质设定;二是文化与文论的时间与空间关系层面,如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在现代化的价值规约之下,构成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时空坐标和历史语境.还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致用"观念.无论是文学与文化观念的保持,还是对各种文化要素关系的理智处理,它们所离不开的,就是"中和"与"致用"两个观念的外在化、现实化、具体化.下编是对文论民族性的理论反思.这种理论反思坚持以下几个原则:一是历史与逻辑兼顾.二是古代与现当代并重.民族性是一个民族的根本属性,它必然关涉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民族性产生于民族文化的历史深处,因此无视古代文化经典的存在是绝对不行的;"文论的民族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因而我们又不能不把立足点放在眼前,发掘其时代意义和价值.三是试图做到中西对话.民族性问题之产生,归根结蒂是一种文化比较的结果,即民族性只有在与其他民族文化的对照、共存关系中才有彰显的可能;而且,西方哲学的最新进展也表现出与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的接近或趋同,如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哲学探索成果有回归古希腊哲学的倾向,也正好表现为与中国古老的中和观念在精神上的契合,巴赫金、哈贝马斯的诗学与社会学研究也与我们的民族性研究形成了异质文化的现代性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