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六十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著的制度化书写

• 作 者: 闵丹
• 出 处: 南京师范大学
• 发表日期: 2019年01期
• 关键词: 制度化书写 现当代文学史著 五六十年代

中国现当代文学自其生发之日起,就因与社会动向的紧密相关性承载着文学史以外的意义,并且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层意义被进一步加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正是立足于此,并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特殊时代背景下,呈现出独有的制度化书写特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部推出的中国现代文学通史,其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理论资源来审视和阐述现代文学发展的做法代表了五六十年代治史者们的集体追求。在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元理论的指导之下,从《中国新文学史稿》到《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试印本)》,五六十年代的现当代文学史著呈现着一种制度化书写的特征。这种特征集中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同一化的切入视角,相类的逻辑架构,对立并等级化的作家作品排布,这些构成了制度化书写的编写模式;另一方面,编写者对书写模式的自觉跟从,使得制度化书写得以被内化。制度化书写得以实现,关键原因在于“苏联模式”指导之下的高校教育体制为制度化书写提供了一种平台和体制保障,使得在以专业为人才培养核心的基础上,现当代文学学科能够运用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统一规划,并以教学组为单位进行集体性的学术研究。而作为文学史样板被引进的《苏联文学史》,从指导观念到结构安排,均为当时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提供了一个范本。同时,编写者从个体向集体的身份转变所导致的文学史权威被巩固以及个体声音的被淹没,都令制度化书写得到进一步的巩固与承续。正是这样一种的制度化书写,促就了新中国成立后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就实现了相对完整的学科建制,强化了现当代文学史书写中的史学特征,并保存了丰富的文学史资料。但同时,也因其愈加刻板的编写模式,以及编写需求、编写者身份的限定,令五六十年代现当代文学史著呈现出了狭隘、空泛甚至虚假的面目。而随着“文革”的到来,造就制度化书写的诸多条件及其本身都无可避免地遭逢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