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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学是十九世纪末发展起来的学科。莫里斯提出符号过程的三项关系为：符号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符号相互之间的关系以及符号和解释者之间的关系。对应于这三种关系的是三种社会符号学意义，即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
社会符号学的翻译观，其基础是把翻译看作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活动的操作对象是社会文化信息，而社会文化信息是由各种各样的符号体系所承载的。由于社会符号学能够多视角、综合去认识和解释翻译，将翻译与社会文化紧密结合起来，社会符号学的理论原则已成为当今翻译研究的一种理论基础。在评定译文质量时，社会符号学持意义和功能的双重标准。译者在进行翻译过程中，应尽力使译文与原文意义相符，功能相似，寻求翻译等值的最大化。
本文探讨了社会符号学三种意义的可译性。《围城》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其英译本为可译性研究提供了丰富有力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