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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来自欧美学术界的“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文艺研究者的推崇,已经成为学术界内外的热门话题,甚至被有些学者看作是后现代主义之后学术发展的主潮之一。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继承了国外文化研究的传统,其研究课题从大众文化到全球化,从身份认同到同性恋,从文学到文化帝国主义,从工人阶级到女性主义,从追星一族到网络文化,几乎无所不包,已经成为文学研究界重要的思潮。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兴起,既是国外文化理论的影响的产物,又是研究中国大众文化、消费文化等新的文化现象的现实需要。同时,文化研究也颇受争议,主要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身份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其一,从事文化研究、身份理论译介的多,从中国语境分析理论合法性的少;其二,运用文化身份理论进行文学研究的虽有,对文化研究自身的文化身份研究还是一个空白。因此,文化研究的身份问题成为进行文化研究急需解决的问题,这也是文化研究深入发展的前提。文化身份理论实际上关注的是主体与客体、主体与主体以及主体自身的文化差异所带来的不同观念、价值、行为等多方面的问题。在这样的意义上,本文试图运用文化身份理论,通过分析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实践、形态和方法,去透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发展脉络;通过分析文化研究语境下的文艺学学科建设,去发现文艺学的两种不同的重建思路;通过分析《超级女声》等典型的文化现象,去阐释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传统文化与消费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文化身份问题本是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现代性话语,是其既有稳定性又有变动性的构成因素(阶级、性别、国别、年龄、性、种族、道德、政治立场等)在异质文化冲突中的嬗变及其组合。文化身份在异质文化的冲突中发生嬗变,现代广告、消费文化等在文化身份问题中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首先,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产生、发展过程,揭示了其文化身份的嬗变。在文化研究的译介、传播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中国与西方”二元对立的思想模式。文化研究的中国化实践深受知识分子的影响,深化了其身份意识。研究者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开始进行中国文化研究的想象性建构,历史主义的价值立场和理想化的现代性社会理论使得文化研究及其身份具有浓厚的历史感。阶级分析和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回潮使文化研究的身份嬗变具有一定中国特色,成为一个开放式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者必须首先对自己的文化身份进行深刻的反思,然后才有可能对文化研究及其文化身份有清醒的自觉。其次,在文化研究语境下,文艺学的文化身份问题逐渐凸现出来。文艺学的学科反思已经成为一个持久的学术热点,文艺学的学科重建也是其文化身份的重建。存在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主义坚持维护文艺学中的权威性、科学性、经典化;反本质主义则主张重新定义文学性、文学自主性,并在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语境下反思文艺学的学科性。在重建文艺学的思路上,前者主张在文艺学内部进行调整,拉近与现实的关系,后者主张从文艺学外部重建历史化、地方化的文艺学。再次,典型的文化事件突出表现了传统文化与新兴文化的交融与冲突,彰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文化处境。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当代文化研究关注传统文化的文化处境,一是如何从实践层面操作文化,从而挖掘传统文化;二是如何从学术理论层面认识并阐发当代文化意义,从而解释当代文化。近期出现的几个文化事件,表征着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文化身份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全球化背景下对消费文化的身份认同,以及消费文化语境下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危机。当代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受到消费文化的破坏,同一性受到威胁,社会、阶级认同遭到弱化。最后,颠覆传统文化身份成为重建文化身份的重要手段。目前流行的戏仿文化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课题,典型地揭示了文化身份及其重建的过程,“戏仿”(parody)是“滑稽模仿”(burlesque)的特殊类型,是后现代创作的表现手法之一。它通过拼贴/移植、断裂/填充、文本间性/读者反应等叙事策略形成戏仿文化形态,又通过转述者引导机制、转述内容记忆置换和嬉戏与意义重建形成戏仿反应机制,但是同时也有游戏文本格式化的典型倾向。中国当代文化研究的身份问题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进行文化研究的实践问题。文化身份不仅仅是个体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的定位问题,也是文学研究、文化研究在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背景下如何发展的问题,更是文艺学等学科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确认的是,中国当代文化研究所带来的学术研究变革在一定的时期内加剧了文学研究的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无疑带来了文学研究超越自我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