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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一种独特且重要的资源，是一个被经济学研究所忽视的领域。只是在最近的一些文献中，文化这一“非经济因素”才开始回归到经济学家的视野里。然而，其他的社会科学研究，包括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管理学及现代化理论等却没有放弃对这一主题的探索。由于缺乏经济学这一有效和统一的分析工具，对文化的经济解释远落后于实践。然而，纵观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由资本到技术再到制度，引申出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作用。论文认为文化应该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探索文化与经济转型的内在机制与逻辑关系。
中国的经济转型无论是体制转轨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还是发展阶段转型从传统农耕经济走上工业化道路，文化发挥了价值导向、智力支撑以及精神陶冶的功能。其中，价值导向是文化的核心功能。正是价值观的转变，引导和规范了整个体制和社会的转型。
由于中原地区具有浓厚的传统农业文明的痕迹，是典型的欠发达内陆农业区，其经济转型更加突出发展阶段转型，表现为由封闭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向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化，逐步走上工业化道路的一个演进过程。
论文首先从文化的属性出发，认为文化内含的隐含性、抗逆性和稳定性是经济演化的硬核。借鉴进化博弈论的分析方法，通过内生性的博弈主体的主观理性偏好函数与外生规则的结合确定博弈人的报酬变化和博弈过程，得出包括文化、风俗、惯例等私人剩余信息是一个地区经济模式能够产生的必要条件。那些具有较高交易效率且人群较多的组织就会同化交易效率相对较低人数较少的组织，由此得出不同文化博弈下的经济组织的演化路径。在此基础上，通过对传统农耕社会与现代开放社会两种不同文化形态的接触与博弈分析，透视出中原经济转型的一般路径，即：农耕社会受到现代社会的冲击越大，开放程度越高，封闭社会的水平循环就会出现裂缝。在此过程中，劳动分工不断深化，市场范围也不断扩大。而经济转型的微观治理机制实质上是各种经济组织间的竞争使一种或一整套契约安排替代另一种或另一套契约安排。由于中原文化更加突出家族人情关系，在从计量模糊的人情式关系型契约向正式契约过渡中，交易契约可能出现多重均衡。
在考察中原传统农区经济起飞时，指出经济转型的关键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为什么在同样的条件下或者自然条件更加恶劣的环境下有的地区的农民就能率先走出去，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主体的习俗以及价值观的取向。无论是长垣人的主观经济努力还是固始人的外出流动，都证明了经济起飞需要当地最丰裕的资源要素流动起来，以此带动整个社会的开放。论文还从文化成本的角度探讨了起飞初期阶段工业区位并非是理论上所要求的产业集群，而是分散于乡间地头的空间布局。
关于中原经济转型中交易契约的选择，文中选取南街村与固始县为样本，南街村至今仍实行公有制，作为一种极端的代表，微观主体韵契约选择是模糊的；而固始县作为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县域，所采用的契约方式具有相当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便是经济组织的治理方式仍然不是产权明晰的正式契约，而是具有浓厚的人情味的关系型契约。由此引出经济转型、交易成本与契约选择的关系，形成目前的混合契约制度安排。
文中借用已有的相关文献，参考全球文化地图，以经济自由度指数作为交易效率进而作为文化因素的替代变量，针对河南省45个贫困县6个主要经济指标，利用斯皮尔曼系数检验经济自由度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说明文化与经济绩效之间的联系。
论文的最后对全文做了总结，得出：自然地理环境决定了转型路径的起点；中原经济转型的模式是有限理性的有选择的建构模式；价值观与经济转型是互动嬗变的；区域文化差异与经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社会开放与要素自由流动是经济转型的关键；并提出营造农业区经济转型的发展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