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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边界刚性的存在而产生的“经济区”与“行政区”之间的冲突在当前的中国愈演愈烈,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相对薄弱的省际边界地区。本文发现不同类型的跨界冲突普遍存在于中国各个经济区,出现了政府失败与市场失灵的双重困境。以此为背景,本文分析了影响中国边界效应的主要因素,并引入尺度重组理论对跨界治理的路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企业所代表的市场经济由于固有的开放性与扩张性,使经济的发展超越行政边界,然而由于中国的投资体制、行政性分权、分税制和政企不分等障碍,地方政府成为边界效应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主要因素；此外,中央政府的权力重组和统一市场的政策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边界效应此消彼长；跨边界组织通过降低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跨界经济合作区以及规划或资助跨界基础设施能有力降低边界区域交易成本。在分析中国边界效应主要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本文引入尺度重组的理论,从微观视角论述了权力运行向度和空间权力分布的改变削弱跨边界经济活动障碍的机制：跨边界组织的建立,使原来高度集中于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权力开始分化。中央政府的一部分权力下移到跨边界组织,而地方政府原来各自保留相关权力上移的跨边界组织；同时,随着市场参与者的逐渐活跃,一些原本属于政府的权力开始与社会和公民共享。另一方面,在行政重划、跨边界基础设施和跨边界经济功能区的规划建设中,跨边界地区的空间与权力结构得以重构并作用于跨界经济活动。在实证分析中,本文以江阴经济开发区靖江园区的跨界协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中政府、企业与跨边界组织的分析,论证了尺度重组理论在跨界治理实践中的有效性。本文结论如下：(1)从尺度重组视角探讨中国的区域边界转化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思路；(2)有效的跨界治理需要融合权力的尺度重组与空间的尺度重构这两个方面；(3)尺度重组理论的有效应用需要以制度与法制为基础；(4)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经济区与行政区的融合是中国跨界治理的一种现实选择；(5)跨界经济区的规划建设是在边界刚性存在的前提下实现边界效应转化的有效方式；(6)单一制压力型体制下的中国在跨界治理实践中存在自治不足与动力缺乏的双重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