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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结合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大批南迁的历史背景,以地域与文学的关系为中心,探析北方诗歌传统在江南延续、发展的脉络,并试图揭示诗风演进背后的原因。
本文共分四章,第一章论述永嘉南渡后东晋以建康、会稽、荆州为中心的三大文化圈的形成及其各自的特点。建康政坛推崇正始玄学,士族多在四言赠答诗中论证无为而治的合理性。会稽高门上承竹林名士,追求悠游自适的生活方式,兰亭诗风明显受到嵇康诗风的影响。荆州文化圈表面崇玄而实际上重法治,尚军功,本文将结合庾、桓二氏的家族背景来探讨荆州文坛的特色。
第二章论述东晋后期,以刘裕为代表的京口武人势力的崛起与建康诗风的转型。京口尚武之风带来了军事题材诗歌创作的繁荣,而喜作军戎诗的作者或出身京口,或与京口关系密切。武人势力导致中央集权再度加强,皇权政治的复归为西晋颂美诗风的重新抬头提供了政治保障。以刘宋宗室为代表的京口籍作家继殷仲文,谢混后,进一步推动了地方主情诗风对建康尚理诗风的冲击,从根本上动摇了建康玄言诗风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刘宋宗室提倡雕琢辞藻之风,推动了晋宋之际的诗风走向声色大开。在刘宋统治者重吏干,轻文义的背景下,建康残留的玄言诗风有了新的发展动向。京口武人势力的崛起将幕府重笔札之风带到了建康,最终促成了晋宋之际的文笔之辨,本文将通过对幕府中记室这一职务的考查来论述这一问题。
第三章结合晋宋之际江州文化圈的崛起和会稽文化圈的没落来分析陶渊明田园诗风和谢灵运山水诗风的成因。东晋末年江州成为江南的文化枢纽,多种文化思潮汇集于此,陶渊明借鉴了各种人生观后,创造性地实践了郭象有待逍遥学说,解决了郭象思想体系在“得其所待”,“性分之极”等问题上的困境,凭借其所待——田园实现了艺术化的人生。会稽文化圈的没落则造就了谢灵运的山水诗。在支遁和竺道生佛学思想的刺激下,谢灵运不再满足于有待逍遥的生活方式,而是欲凭借自身的力量在山林之中达到圣人之境界,希望摆脱世俗牢笼,掌握自己命运的渴望驱使谢灵运不停地行走在山林间,这使其把屈原天上人间的求索转入现实中的山水,其诗中楚辞式的躁动与庄子式的虚静之间构成了强大的张力,这促成了大谢独特的山水诗风。谢灵运欲以故居为中心建立起一个从物质到思想完全处于自由状态的独立王国,从而在经济、文化上都与建康的中央集权日益对立,最终导致被杀的命运。
第四章分析形成鲍照诗风的地缘机遇,追溯其险俗诗风的渊源,并通过鲍照诗风的兴衰来看南朝主流文坛对北方诗歌传统的去取。本文还通过建康文坛与地方文坛的互动这一视角,指出江南地方诗歌系统在与北方诗歌传统的双向选择中走向融合,为永明诗风的形成打下了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