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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西方音乐史写作长期以来都是围绕重要作曲家进行,无论风格史、体裁史,还是思想史,围绕作曲家的方方面面谈起似乎是一种规范。对于学生而言,学习西方音乐史似乎就意味着了解作曲家、作品、体裁和风格,这俨然已经成为了一种刻板模式。到了20世纪70年代,在体裁史、风格史与思想史学写作方式之外出现了一种更为折衷的音乐史写作方式——音乐社会史,这是一种无意展示西方音乐史的各个“零部件”的写作方式,也没有对读者的整个文化思想史水准作出任何智力要求,它在以一种异常“实际”的方式探索着音乐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过程。音乐社会史写作不仅是20世纪50年代民族音乐学得到发展以来,音乐学研究视域不断扩大的结果,也是一般音乐史写作无法满足爱乐者对整个音乐世界肌理的进一步梳理与探寻,学者们踏上一条从“本体”到“外围”——从“外围”到“本体”的“迂回”研究路线的结果。音乐社会史才被认为是一般西方音乐史的有效补充,它存在的根本目标不在替代一般音乐史,它更倾向于面向熟稔一般音乐史或对一般音乐史一无所知的读者。在我看来,涵盖了音乐社会史与以作曲家为主线的体裁史、风格史和风格史才算全面、完善的西方音乐史。亨利·雷纳的音乐社会通史或可为我们在音乐史书写和研究领域提供有效参照,从某种层面上来讲,他在规避直接的音乐艺术问题之时,为音乐史思考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与全面的观赏视角,更为清晰展示了音乐中的社会景观和社会中的音乐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