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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实行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在此后的三年多时间里，人民币对美元单边升值了20％以上。人民币升值后，中国宏观经济开始呈现过热的情况，在流动性过剩的推动下，以股票和房地产为代表的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导致所谓经济泡沫化现象的出现。进入2007年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问题开始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广泛讨论，对此，经济学界则更多地将中国面临的困境与日本20世纪80年代进行了比较研究。
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美、日、英、法、西德5个工业发达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签署了《广场协议》，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日元、马克等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贸易赤字问题。之后，日元开始大幅升值，从1985年9月到1987年12月的两年多时间里，日元快速升值43.5％左右。伴随着日元的大幅升值，日本开始出现宏观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化问题，1991年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随之陷入了长期经济萧条之中。
从货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资产价格上涨等角度来看，日本20世纪80年代的宏观经济过热与经济泡沫化问题与中国2005年之后出现的宏观经济问题有相似之处，但目前经济学界未能将对两者的比较研究置于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之下，从而往往流于表面现象的解释。事实上，从17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到21世纪初美国网络科技股泡沫，历史上的经济泡沫现象并不少见，但与他们不同，日本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问题却是在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发生的，货币升值、流动性过剩是经济泡沫化出现的导火线，而全球经济失衡是货币升值的背后原因。然而，是什么造成了全球经济失衡，货币升值、流动性过剩与宏观经济过热、经济泡沫化又有怎样的必然联系呢?
基于此，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研究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问题。本文在构建统一的理论框架下，以英国、美国和德国为例进行历史实证分析，重点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下日本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货币升值、流动性过剩和经济泡沫化等经济问题发生的根源，并结合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道。本文主要结论归纳如下：
首先，国际分工与贸易推动了全球生产体系的形成，在此情况下，应有一个相应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之相匹配。理论研究表明，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国的货币应该在所构建的与之匹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成为中心货币，其他国家选择本国货币钉住中心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同时通过这个体系发挥国际收支调节作用。这一点在曾经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历史事件中得到印证。然而，全球生产体系的构建是以各国比较优势为基础的，而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重要因素。当出现技术进步时，原有的全球生产体系赖以存在的比较优势就会发生改变，从而推动全球生产体系发生变迁，此时，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代替原有的中心，表现在制造业领域中就是新的世界制造中心诞生。在技术进步推动全球生产体系变迁的同时，与生产相关的劳动、资本等要素禀赋就需要重新组织整合，尤其是微观组织结构的改变客观上要求有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与之相匹配。但是，当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发生变迁后，如果新的中心国货币国际化落后、原有国际货币体系历史惯性等内外因素造成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滞后，那么就会给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国带来“错位的困境”。当两个体系出现错位时，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国就可能面临“货币升值综合症”和全球生产体系稳定性受到冲击等问题。
其次，随着技术进步越来越快，由此推动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变迁将会更加频繁和容易，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却由于货币国际化、历史惯性等因素而常常出现相对滞后的情况，因此，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当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出现错位时，由固定汇率制向浮动汇率制转变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国迫不得已的选择，这能够暂时掩盖或缓解两个体系错位产生的矛盾。但在长期中，“错位的困境”和固定汇率制问题仍然需要得到解决，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创造世界货币。本文认为，这个世界货币应该由一个货币篮子充当，这个货币篮子与以往研究文献中提出的货币篮子不同，在这个篮子里，应该包括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并且应赋予一定的权重，而不能完全由发达国家货币来主宰。毕竟，今天的全球生产体系之重心正日益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实体经济增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对于当前处于全球生产体系中心的中国而言，这意味着要尽快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成为这个货币篮子的重要一员。如果新的货币篮子建成并充当世界货币，就可以发挥货币锚的作用，全球生产体系中的各国可以选择钉住这个货币篮子，使汇率波动变小，并最终重回固定汇率时代，这样既保证全球生产体系和国际贸易的稳定，也降低了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带来的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的概率。
再次，日本20世纪80年代和中国2005年之后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所谓的经济泡沫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具有历史必然性。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是其发生的根本原因。就日本而言，技术进步、国际产业转移和成功的产业政策使日本成为新的全球生产体系中心。作为第三代世界制造中心，与前两代世界制造中心“三位一体”不同的是，日本是世界制造中心和世界贸易中心，却不是世界科技中心。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惯性、亚洲美元本位以及日元国际化失败等因素导致日本面临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的困境。当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并带来全球经济失衡时，日元升值就在“错位的困境”下成为必然。为了避免日元升值过快从而对日本产业发展形成较大冲击，日本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并导致流动性过剩的出现，同时，日元升值造成日本制造业比较优势衰落，产业升级失败又使得过剩流动性缺乏实体投资出路而只能涌入资本市场，从而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化的出现。与日本当年类似，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的出现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中国在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后，与日本一样面临“错位的困境”。作为世界制造中心，亚洲国家高储蓄率带来的内需不足使得中国在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同时，高度依赖于美国消费市场。结果出现以中美贸易失衡为代表的全球经济失衡，重演日本20世纪80年代全球经济失衡的历史。在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的情况下，中国于2005年采取了人民币升值的策略。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国际投机资本涌入中国并导致中国外汇储备的激增，再加上中国当时实行强制结汇制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局面。在人民币大幅升值给制造业带来打击和人民币国际化滞后情况下，过剩的流动性既无法向国外输出，更寻找不到合适的实体投资渠道。当大量流动性涌向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时，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最终造成宏观经济过热和经济泡沫化的形成。
最后，在宏观政策安排方面。本文反思了日本应对宏观经济失衡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经济泡沫化的宏观经济政策教训，认为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时应区别对待。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出现的同时，产业转移和升级出现问题，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只会助长经济泡沫的膨胀。此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既要认识到产业转移的趋势，又要能够保证政策起到平滑产业转移的作用。从历史经验来看，中性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更好。另一方面，如果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出现的同时，产业转移能够有序进行，产业升级也能够顺利推进，此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不必过多考虑经济泡沫化问题，而最主要是关注其对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对于中国而言，面对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问题，我们不仅需要对产业转移和升级所受影响做出判断，更要充分考虑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挑战。本文认为，中国的战略政策选择应着力于两个方面：一是抓住机遇实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目前，中国在亚洲生产体系中的地位表明人民币国际化已经具备了基础，人民币国际化至少可以从人民币亚洲化开始，从贸易融资入手，最终进入其他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去。人民币国际化后，可以在构建作为世界货币的新货币篮子中发挥作用，有效解决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的矛盾。同时，人民币国际化是纠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僵化和推动全球金融秩序重建的重要力量。二是将扩大内需作为中国中长期发展战略。中国在成为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后，亚洲国家仍然实行美元本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亚洲高储蓄率和内需不足，最终只能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生产体系与以美国为中心的消费市场之间的经济循环。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这个循环，这也意味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走到了尽头。将扩大内需作为重要的战略选择，既为中国产业转移和升级提供了空间和时间，也为中国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和改变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演进错位的困境提供了条件。
回顾以往的研究文献，经济学界或者是从生产体系，或者是从货币体系来研究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问题。然而，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仅仅从一个方面去看待问题未免有失偏颇。因此，本文站在全球化的高度，从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动态匹配和错位的角度来研究宏观经济失衡和经济泡沫化问题，无论是理论构建还是在政策选择方面都是一个大胆的尝试。
也正因为是首次将全球生产体系与国际货币体系的动态变化相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缺乏更多相关参考文献的情况下，难免是“趟着石头过河”，使论文出现一定缺陷。为此，继本博士论文之后，在以下几个方面将会展开进一步研究。首先，进一步构建更加完善的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数理模型，为研究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问题提供更科学的分析框架。本文在构建理论框架时，从技术进步到全球生产体系变迁再到国际货币体系演进，更多的使用了逻辑推理的科学方法。然而，数理模型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越来越重要，限于水平所限，本文的理论模型较少，希望将来能够更多地通过构建模型来完善相关的理论研究。其次，在共同的理论分析框架下，本文研究了日本20世纪80年代和中国2005年之后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产生的根本原因，认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那么，假如在将来全球生产体系中心再次发生变迁，从中国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同时，如果这个国家依然面临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的困境时，会不会重演日本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的历史呢?因而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通过关注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动态发展，从而做出相应预测。这将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尤其是在中国QDⅡ快速发展的今天，相关的研究结果将会为这些金融投资机构提供重要的参考。最后，本文重点探讨了日本和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与经济泡沫化产生的根源，但在全球生产体系变迁与国际货币体系演进错位既定的情况下，宏观政策究竟应该怎样去制定尚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